分类： 生活

原载于《北京晨报》，题为“湖北300万学生领到盗版字典 采购价格高于零售价”的一条“普通”新闻，被新民网改得稍显劲爆——“湖北政府给300万农村学生发盗版字典，比正版贵”。

为何说普通？相比于豆腐渣工程、贪污腐败、公款消费，在图书市场捞得这点钱可谓不值一提。为何说劲爆？从原文中提炼出了“政府”和“农村”，突出了“盗版”和“贵”两个点，这不是成心和有关部门过不去吗？此番，编辑为流量而做的努力，似乎可为反腐事业做点贡献。

回到教辅图书这个话题。我对它最早的记忆，是在小学一年级的一个雨天。那天，我从同村的远房舅舅那儿买了一本新华字典，那也是我当年唯一一本正规的启蒙读物。也是在小学，可能地处偏远的缘故，我们只有寒暑假作业，而无其他教辅读物。就算在小升初的关键阶段，老师也只推荐订阅一些教授作文的杂志，而这，应该也不会给老师带来收益。

上初中后，明显感觉作业多了。而这作业，自然也少不了教辅图书的身影。那个秋天，各科老师分别收钱，帮同学们定了这“课外作业”，而其依何标准选定，则无人知晓。

与全国各地无异，高中是教辅图书大行其道的时节。那时的书，质量最次，数量最多。作为课代表的我，曾亲见推销员流连于办公室，和各科老师攀谈，言语间全无避讳之意。那时的我，一心以为老师为提高我等课业成绩才如此费心尽力，所以也不曾多想。

上大学后，连是否购买教科书都成为一件全凭自觉的事儿。但买就得花过百元买一整套，所以，也不乏借书上课的同学。那时的我们，能做完每节后面的练习题就不错了，基本没人为一门课买额外的教辅读物。大学在外租房期间，曾遇见一位同姓书商。他从事教辅图书推销生意数年有余，活跃在当地各中学，与学校领导、老师打成一片，请客、送礼几乎是家常便饭。

从小到大，我几乎在每个书店都看到过占地颇大的教辅专区。这种现象在日渐萎靡的新华书店更为猖獗。这让觉得，那里根本不是常人概念里的书店，而是根正苗红的教辅书摊。

我从猪头肉那里了解到，国外的教科书一般比较贵，大家倾向于去买二手的，或是借。老师常给大家发讲义，也不强求有书。至于教辅图书，除极个别的科目，很少见。而在国内，我却看到另外一番景象——学校、家庭因经济利益和学业成绩的关系，陷于教辅图书的海洋中不能自拔。而这书，也因纸张差、错字多、质量低而闻名中外。

我怀疑，近年来浪费在教辅图书上的金钱，能支撑好几个希望工程；浪费在这方面的精力，恐能做出一番更伟大的事业。遍布我中华大地的教辅图书事业，看起来更像一个本不该存在的市场。省下来的吃喝宴请的费用，用来救济灾民不是更好吗？为何要偏执地活到老，做题做到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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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没有回忆过过去，也不是没有怀疑过自己是不是老了。再忆往昔，尤其在这个懒洋洋的立夏的周末，多少有些伤感。物是人非，亲人、熟悉的人，就这样消失于岁月长河，对他们，也只有这点碎片可供回忆。

那年，爷爷还在世，也是在这样一个临夏的午后。午睡醒后的我抱怨说耳朵里有东西在“轰隆轰隆”作响，央求爷爷帮忙挖出来。爷爷说可以涮出来，不要挖，挖容易伤耳朵。

于是，我将头倚在柜子上，让爷爷往耳朵里灌双氧水。那水声从未如此切近，温热的感觉令原本毫无知觉的耳朵醒了过来。爷爷抱着我的脑袋晃了几下，我仿佛听到硬块被溶解的“嗞嗞”声。

几分钟后，爷爷让我脸冲下，拿盆接从耳朵里流出来的水。浑浊的水里，的确有被带出来的硬块。从未经历这一切的我，惊讶地张大了嘴。爷爷则得意地笑了，开始“修理”另一只耳朵。

而今，爷爷去世好几个月了，离家已久的我刚开始还觉察不到有何异样。但日渐浓烈的思念却提醒我，再也看不到他的笑脸了，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他的一切，只能从留下来的古书、照片和收音机等七七八八的东西来回想了。岁月之无情，恰在于此——不知不觉夺走你身边的人，而事先却没有任何预警；事后，也几乎没有任何头绪供你去怀念。只在某个瞬间，令你着了魔一样回想过去的某个场景，顿觉思念丛生的悲凉。

在我更小的时候，家乡有一个乞丐，其名极其英武——赵武云。也是这样一个夏天，他在“巡回”乞讨中来到我家。

赵武云虽为乞丐，说话轻声细语，但人格上不输于人。这也是我至今都看不惯在地铁里扮可怜相、卖艺乞讨之人的原因所在。据说，赵武云住在山上的一个庙里，原来家境不错，败落后靠走村串乡，乞讨为生。他一般不要钱，乡亲们给钱他还会推辞。每到一户，只求吃口剩饭果腹。

现代的乞丐可不这么想，衣锦还乡也好，买房置地也罢，钱的用处多着哩。但赵武云从不奢望这些，这也是总有一群小孩子围着他的原因。小孩子们喊着他的名字，跟在他后面，他看到招人喜欢的，就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捏出一个硬币。那时的孩子们，拿这一分钱可以买两块糖，自然更喜欢赵武云了。由此，他更被乡亲们尊重了。

那天，赵武云站在我家院子里，我从院外跟了进来。他想要口饭吃，妈妈从屋里端出一碗早上剩下的粥。他想泡着热水吃，在妈妈进屋拿暖水瓶的当儿，他自作主张地从猪食锅里舀了一勺热水。妈妈满脸的歉意，他则嗫嚅着，说不要紧，吃这个就行，猪食锅里的水也干净。

诚然，从当年到今天，妈妈做的猪食都很干净。玉米面、菜叶子，还有些许剩饭，甚至不比城里人的粗粮饮食差。赵武云的自我满足，是许多人不屑，也不具备的。而那个夏天给我的触动，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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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起学生谋害学生的恶性案件——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耳鼻喉科博士考试的好学生黄洋，被同在复旦上学的室友投毒，致使身亡。这不得不让人想起1994年的“朱令案”——才艺双全的清华化学系女生朱令因为铊中毒，全身瘫痪、大脑迟钝，留下严重后遗症，虽得存活，但生活已不能自理。而外界猜测的犯罪嫌疑人——其在民乐队的替补，至今仍“逍遥法外”。

黄洋案一出，立即引发媒体推波助澜的兴趣。苦于言论管制的他们，终于找到了情绪的出口。刹那间，各种人云亦云的消息、各式不负责任的言论，统统出炉。我一向能理解众人口不择言的诅咒和谩骂，因为我觉得这至少是出于善意的。但不论出于何种心理，一个论调听来非常刺耳——高学历者有罪。当然，原话并非如此，而是像变态、学傻了、清高等调调，不一而足。

对高学历的态度为何能到近乎“同仇敌忾”的地步？这其中，从众心理是主要原因。街上发生血案，围了一圈人，你是贴上去，还是自顾自地走开？况且，在网络上围观几乎不需要花费什么成本，更催生了大批“何乐而不为”分子。混入“不明真相”群众队伍的，有发泄对社会不满情绪者，有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者，甚至还有蓄意抹黑者。

说到这儿，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在阴谋论中浸淫已久，以至于看谁都像坏人。高学历往往意味着在财富积累、社会地位等方面更占优势，在当前环境下，仇富已不鲜见，仇视高学历还会是稀罕事儿吗？当什么都可以仇视时，又有谁能独善其身呢？没有谁。

试问，高学历者有罪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得先声明：自己目前仅本科毕业，在扩招的年代，学历水平只算中等。我以为，不仅是高学历，就是超高、最高学历，也不该被认为有罪或有原罪。如果说某人犯了罪，那有罪的是他，而不是他的学历。若要因为他犯了罪就要追究学历或学校的责任，那中外驰名的某组织的最高学府早被法办了。

学历像把刀。从小到大，十几二十年的功夫，我们磨快了这把刀。把它用来保家卫国还是行凶杀人，就全凭自愿自觉了。君不见各类判决，何时追究过刀的责任。若依此理看高学历被诬一事，就会自然而然得出一个平淡如水的结论——学历无罪人有罪。

舍友、同学之间竟结下如此血海深仇，我们在唏嘘之余，也要思考该怎么防？首先，学校得做好管理工作。从清华到复旦，学校都说自己的实验室管理制度没漏洞。可是，这么金贵的玩意儿，该是某同学能随便拿到的吗？其次，学校得加强学生的心理咨询工作，将杀意扼杀在萌芽状态。嫉妒心、厌恶感，这些都可以通过心理咨询来疏导，甚至解决。最重要的，我们要管好自己，保持低调。俗语有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面对来自他人的无事献殷情，最好多个心眼儿，把你捧到云端的人，往往在最后关头踩你踩得最卖力。

高学历得之不易，其人更不该遭此不白之冤。发生于高学历之人身上的种种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普通人身上，但我们会因此而怀疑他们作为人的资格吗？综上，我又讨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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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个重度拖延症患者，一定很想知道如何提高工作效率。然而，效率这玩意儿不是商品，并不是你有钱就能买到的。以我之见，是个人就会拖。不同的是，对有些人来说，这是策略，可以克敌致胜。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却是“迫不得已”。之所以用引号，是因为这个“迫不得已”已有解决方案。而它，此刻正好攥在我手里。

以我的经验，克服拖延症，提高工作效率，可以朝四个方向使劲儿——内心、环境、结果、激励。

内心，首先要做到心无旁骛。在开始某项工作之前，最好先排除杂念，将与此无关的事儿先扔到脑后。集中精力，一门心思地完成这项工作。有些人，可能也没想其他的，但只因害怕某项工作太难而迟迟不肯下手。我们都知道，工作这种事往往是若不开始，就永无结束。怕难，结果就是永远在为难。如果你属于畏惧不前型，还是认清现实，尽早下手吧。即将开始时，有一个准备工作非常重要，那就是设定可触及的目标。有颗平常心，不要想一口吃个胖子的美事。工作得一步一步来，若没有实际点儿的目标，做了等于没做。

环境，要先从清理桌面开始。这个桌面不仅局限于普通的桌子，更泛指工作的环境。知觉接触的范围内，最好不要放容易打断思绪的物件，比如一个非工作之用的影音播放器等等。拿一个普通上班族来说，也建议尽可能清空电脑桌面。效率高的老手可能无所谓，对入门级的菜鸟来说，面对满屏幕密密麻麻的图标，东点点西看看，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是一无所获。

工具也被我列为环境的一大要素。拿我来说，写日志之前，一般会先画个思维导图，将题目、架构，和一些要点列出来。而后打开Byword，将这幅图用文字的形式呈现在文档里。遇到需要搜索的问题，通过Alfred来Google或查阅维基百科。其他工种的同学，建议也多加探索，不要让工具束缚住了手脚，影响了效率。

结果，并不是强调结果导向。很多人工作效率不高，症结在于看不到尽头，也没有任何成果产生。所以，在“内心”环节制定的目标，很有必要在“结果”端进行展露，最好是每一阶段都有成果。而且，最好便于记录，且能写到便签纸上随时回忆。为什么这么做？目的不仅在于自我陶醉，还为了能给每一个已实现的目标一点“甜头”。

激励，分自我和外界两个层面。在自我激励层面，针对每一个成果，最好进行相应的奖赏。可以大快朵颐，也可以尽情陶醉，感觉爽就好。给身体和心理一个暗示——干得好就有“糖”吃。在外界激励层面，可以是加官进爵，也可以是提升薪水。实话说，后者有时更为靠谱，效果也更加明显。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打赏既有的“成就”，有助于效率的跃升。

末了，免不了啰嗦几句，提醒各位要把精力集中于工作，而非刻意地提高效率。如果你一心扑在工作上，一般来说，想不提高也难。而这种提高，多半会变成一种习惯。一旦开始，就很难戒除。还有什么比自主自觉地进入某种状态更痛快的呢？各位，尽情享受这种提高效率的乐趣，将节省的时间美美地用在和家人、朋友相聚的美好时光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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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人曾经和我说，加班太频繁了。今晚在班车上，恰巧听到一个女孩子炫耀似的向同伴讲述自己加班到三点，然后照常上班，接连开了三个会后，再加班到深夜的英雄事迹。可见，加班真的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俯仰皆是。话说，那么多的加班到底从何而来？

我相信，很多加班并不在预料之中，有很多是临时起意。这些事虽有接踵而来之势，倒也可以原谅。想想看，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频率还低吗？而有些加班纯属安排太满，一个人干了三个人的活儿，这班能不加吗？别以为我在说笑，像这种肩负“重任”，却无人分担的情况比比皆是。对于被加班的人来说，这时就有两种心态可选，一则，这正是自己体现存在感的时候，千万不能懈怠。而一则，深深地感觉到自己像孺子牛般吃草产奶，被人利用。

同是不得已为之，有一种加班就显得很特别——不加不足以平民愤。我们能看到这其中的不加不行的攀比之心，也能看到一种担心被人看穿自己“不勤劳”本质的忧虑，更能看到一种上行下效，环环相扣所致的普遍现象。如果别人都在加班，你不加合适吗？当你天天加班，别人不加班还好意思混吗？如果加班是常态，谁能在不加班的非常态中自得其乐呢？

加班虽属“好事”，但不排除有些人因拖拖拉拉导致加班。这样的人若不加班，谁还会加？我们身边定然不鲜见这种工作生活不分，精力难以集中的拖延症重症患者。他们上班的时候在忙自己的事，下班了，自然免不了要把上班该做的事给办妥了。这样的加班，实属咎由自取。

虽有形形色的的不可教之辈，但千万不能把“加班”一棍子打死。有些人可是自愿加班，自求进步的，而且很多时候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加班。对这样的好青年，我们只能送上满满的祝福，希望他保重，谨防过劳。

那么，面对纷至沓来的加班，我们该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要学会管理，不仅要管理自己，更要管理上司。所谓管理自己，就是理顺思路，不瞎忙乱；不乱了，心情就会好；心情好了，效率往往也高，不容易拖到加班；而不加班，不忙乱，思路也愈加清晰。而管理上司，关键在于搞清楚自己的位置。定位一旦明晰了，被张冠李戴的可能性就降低了，突发事件也不太可能随便找上门，加班也就会减少那么一丁点。

因为加班浪费最多的不是时间，而是人的耐心。所以，在这之后，最紧要的莫过于静下心来，将精力集中于自身的表现，而非别人的评价。加班的副作用多半不在于休息不好，而在于没有得到恰当的评价。而且，越常加班的人，越容易被忽视。此时，别人不太可能帮上忙，自我缓解才是王道。

如果有幸遇上主动加班，而且主动得要死的异类，我们只能劝他，让他明白加班并非“加官进爵”的唯一通道。

若见一众忙碌人，试问人生何处不加班。面对堂而皇之的加班，我们不仅要迎头赶上，还得仔细想想值不值的问题。如无必要，千万不要将加班变成常态，以至于生活无趣，让听起来干劲十足的加班变得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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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Helen就告诉我：“妈妈去听课了”。我赶紧奉承：“听课好呀，妈妈真有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令我始料不及的是，Helen又说了下面这番话：“还买了一大堆东西，四个锅，两个饮水净化器，四块手表……还有几十双袜子的赠品。要知道，她平时肯定舍不得买这些的。”

我很好奇，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妈妈去买这些平时舍不得买，甚至也用不着、用不完的东西？这一幕，让我联想起以前发生的一些事，也让我认识到，妈妈的遭遇不是个案。如今，欺诈老年人，已成为一个有组织、有手段、高效产出、稳定运行的灰色产业链。

不光是Helen的妈妈，在很多城市，大清早出去听课，已成为很多老年市民的主要的业余生活。

以前，常和弟弟一起去公园吃早餐、散步。在我们七点多往过走的时候，恰能迎上一群往回走的老头老太太。一帮退休群众在晨间集会，难不成是那个什么功？当然，答案没那么惊悚，他们是去听课了——关于心脏健康的公开课。我这个懒得先飞的笨鸟，从未亲见这课讲得有何等摄人心魄。但我能想到，这与传销无异，日复一日的洗脑，终会有所收获。

类似的事情，绝不仅仅发生了我亲见和亲闻的这两件。这群宵小之辈惯用的手法，就是以公益之名开授各类课程，以小甜头吸引老年人前去参加，待“渐入佳境”后，暴露出本来面目，“恳请”与会者买这个、订那个。这些甜头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有送东西的、有送免费旅游、有赠予某项荣誉的，等等。直击老人精神软肋的做法，让他们更显卑鄙。

关于这一点，我自愧不如。以我这自以为邪恶，实则善良的本性，真的很难想出这一系列的针对老年人的“绝招”。试问，一个组织、一个人的灵魂得堕落到什么地步，才能下得了这狠心呢？或许，世道已经变了，“时不我待”已经被人广泛地接受，还给错误地理解为不顾一切地赚钱。

按理说，虽然未必人人都饱读诗书，但基本的仁义礼智信还是应该讲究的吧？即使做不到这么全，谨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是应该的吧。可惜，人家却不这么想。那些仪表堂堂的“讲师”，空有一肚子“奇思妙想”，却对足可以做自己父母的“老前辈”们做出这等令人不齿之事——先巧言令色，再施以压力，以赚钱为最终目的开战“传道授业解惑”这项伟大而神圣的事业。

骗子们有空子可钻，证明我们的社会、我们自己，还有许多窟窿要填。没错，我们是有一个堂而皇之的“梦”被提到国家的高度了，但是，如何实现它，却是一件很棘手的事。这回说到专门诈骗老年人的话题，正好建议有关部门先从社区入手，令骗子们再无机会为害乡里，再没胆子打着各种旗号行骗。而当前，骗多骗少，惩罚都那么轻。以至于少骗还不如多骗，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个高效行骗的运作机制。此时，老年人，乃至普通民众，再想走出这个陷阱，就难上加难了。而那大梦，亦无能圆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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