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北京晨报》，题为“湖北300万学生领到盗版字典 采购价格高于零售价”的一条“普通”新闻，被新民网改得稍显劲爆——“湖北政府给300万农村学生发盗版字典，比正版贵”。
为何说普通？相比于豆腐渣工程、贪污腐败、公款消费，在图书市场捞得这点钱可谓不值一提。为何说劲爆？从原文中提炼出了“政府”和“农村”，突出了“盗版”和“贵”两个点，这不是成心和有关部门过不去吗？此番，编辑为流量而做的努力，似乎可为反腐事业做点贡献。
回到教辅图书这个话题。我对它最早的记忆，是在小学一年级的一个雨天。那天，我从同村的远房舅舅那儿买了一本新华字典，那也是我当年唯一一本正规的启蒙读物。也是在小学，可能地处偏远的缘故，我们只有寒暑假作业，而无其他教辅读物。就算在小升初的关键阶段，老师也只推荐订阅一些教授作文的杂志，而这，应该也不会给老师带来收益。
上初中后，明显感觉作业多了。而这作业，自然也少不了教辅图书的身影。那个秋天，各科老师分别收钱，帮同学们定了这“课外作业”，而其依何标准选定，则无人知晓。
与全国各地无异，高中是教辅图书大行其道的时节。那时的书，质量最次，数量最多。作为课代表的我，曾亲见推销员流连于办公室，和各科老师攀谈，言语间全无避讳之意。那时的我，一心以为老师为提高我等课业成绩才如此费心尽力，所以也不曾多想。
上大学后，连是否购买教科书都成为一件全凭自觉的事儿。但买就得花过百元买一整套，所以，也不乏借书上课的同学。那时的我们，能做完每节后面的练习题就不错了，基本没人为一门课买额外的教辅读物。大学在外租房期间，曾遇见一位同姓书商。他从事教辅图书推销生意数年有余，活跃在当地各中学，与学校领导、老师打成一片，请客、送礼几乎是家常便饭。
从小到大，我几乎在每个书店都看到过占地颇大的教辅专区。这种现象在日渐萎靡的新华书店更为猖獗。这让觉得，那里根本不是常人概念里的书店，而是根正苗红的教辅书摊。
我从猪头肉那里了解到，国外的教科书一般比较贵，大家倾向于去买二手的，或是借。老师常给大家发讲义，也不强求有书。至于教辅图书，除极个别的科目，很少见。而在国内，我却看到另外一番景象——学校、家庭因经济利益和学业成绩的关系，陷于教辅图书的海洋中不能自拔。而这书，也因纸张差、错字多、质量低而闻名中外。
我怀疑，近年来浪费在教辅图书上的金钱，能支撑好几个希望工程；浪费在这方面的精力，恐能做出一番更伟大的事业。遍布我中华大地的教辅图书事业，看起来更像一个本不该存在的市场。省下来的吃喝宴请的费用，用来救济灾民不是更好吗？为何要偏执地活到老，做题做到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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