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以《边城》传世。中学读到此书的节选时，就忍不住想，他是不是在写自己的家乡——凤凰古城？想来，那古城也应是一个民风淳朴之地，一个发现人性真善美的世外桃源。如果换到今天，我绝不会这么想。因为，那城已然没落，似乎它已忘记本我，只顾向“钱”看。

《南京日报》近日刊发文章，援引当地商户之言，称古城旅游经济已接近崩溃。何为“接近崩溃”？在商户们看来，原因不外乎“最少亏损一半”“五一之后就没什么人了”“价格打5折，客人也赶不上往年的8成”等等。

那么，古城真的崩溃了吗？当地居民可不这么看。这篇报道中有这么一句：“人满为患不仅是环境的问题，还影响古城居民的正常生活，甚至当地的物价、房价和社会治安等诸多问题。”言外之意，如果人少点儿，居民的正常生活，及物价、房价、社会治安等问题可能会有所改善。

今年3月份，当地有关部门宣布将从4月份起收门票。从0到148，门票“涨价幅度”之大，令人咋舌，在网络上引发争议。于是，当地商户以罢市抗议，有关部门遂请警方“调解”。而普通居民则坐山观虎斗，不认为收费属不合理。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个现象——网民乐于以中华民族之名将一地的风景名胜视为公产，而不想花门票钱。事实上，这话只有在事不关己时才能说得如此轻松。如果某人身在凤凰古城一类的游览胜地，面对收费将带来的客流减少，很难说“不”。生存环境因此变好了，不是吗？

放眼全国，凤凰古城不乏“先贤”可学。我曾到过的平遥、五台山等地，皆有凤凰古城的模样。票价的高企、商业化的铜臭、建筑的翻新、景致的平庸，我怀疑是否中国所有的古迹都有这个毛病。

我印象中，唯一还算好的当属乔家大院。其内部构造保持得相对完整，而且还有一部分正常人家居住，有些院落也比较幽静。我去的时候，正值3月份，系学校集体行为，自然难比今时五一、十一的人满为患。如果我是现在去，恐怕也难有今时的好印象。

也是那一回，我去了平遥古城。彼时天气阴冷，小雨不断。虽有摄影展，但观者寥寥。倒是一些人体作品跟前围了好多人，指指点点、说说笑笑，好不热闹。那些天，平遥发生了一件怪事——城墙垮塌。现在想来，有些后怕，也有些庆幸。怕自己当初正好攀爬那一处城墙，有冤死之险；庆幸此事发出一个信号——商业化过火，而维护不足。

可惜，其后多年，承德避暑山庄一段已有300多年历史的宫墙垮塌。之后，民众的疑问和平遥那次同出一辙——已拨付资金，为何坐等垮塌？已花费巨资维修，为何还能垮塌？答案不言自明，草民百姓知道又能怎样！

古城“没落”的根源在于失去特色。竭泽而渔的谋利，不但牺牲了原住民的生活，也当掉了游客的体验，直接导致官、民、游客三者间的敌视。窃以为，更大的没落是为钱迎合游客的口味。古城的繁荣，只有保持特色，荫庇居民一条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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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和猪头肉一起看了《钢铁侠3》。从第一部的起势，到第二部的崛起，第三部《钢铁侠》在场面上达到了一个高峰。从头到尾，无不是香车美女，枪战爆炸也几乎一刻不停。因为是3D，令我二人连呼过瘾。这两个多小时看下来，满足之余，笑点、尿点、亮点、难点倒也总结了不少。

不得不说，美国人很有幽默感。一个超级英雄在他们眼里，并非十全十美。作为钢铁侠，也有失势之时——被几个变异的坏人揪住痛打，几乎毫无还手之力。而它的盔甲，在赶来解围的关键时刻，居然被一个铁桩子绊倒，稀里哗啦散了一地。对此，连他的敌人都有点儿忍俊不禁。

《钢铁侠3》中用意最深的莫过于一场跨越十几年的一夜情。从瑞士到美国，其旧情人在十多年后“慕名而来”，结果却“赶上”他最倒霉的时刻——家宅尽失，其本人也仓皇出逃。而最令人意外的莫过于情人的反水，刹那间变成敌人的幕僚。虽然最后还是弃暗投明了，可毫无优势可言的她，只配沦为炮灰，直挺挺地死在钢铁侠面前。

和乡野小童的一段，是全剧最温馨的情节。身患忧郁症的钢铁侠，在小孩儿的“连番轰炸”之下，只能气喘吁吁地投降。大超人玩儿不过一个小孩子，这样的情节也许只有美国电影才乐于表现吧。

如果你想尿尿，或者提前退场，不妨在看到王学圻和范冰冰之后开始。范冰冰款款走来，和王学圻一起给钢铁侠做手术，二人还进行了一段冗长的对话。手术完毕后，王学圻倚在大厦房间的玻璃上，感慨全世界没人关心钢铁侠，只能他来关心了。据说这一段有某公司的某饮品的植入，但我没有发现。看来，操盘的广告公司又得假借调查，或其他造假手段，把客户撸到高潮。倒是甲骨文的植入非常应景，可惜，中国没有一家这等量级的企业。偶有一个阿里巴巴，也因其旗下支付宝曾欺骗于我，自感其上不了台面。

看《钢铁侠3》的过程不乏亮点。戏里，我们能看得出来，自威尔·史密斯的《全民超人》开始，英雄就已不再万能。此时，钢铁侠又延续了这一传统，这让英雄更贴近现实，让老百姓更爱看。戏外，全场座无虚席，其他几个场次也全都满座，其火爆程度和说汉语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不相上下。某个搞笑的情节或对话一出，全场爆笑，使人领略到影院独有的氛围。

从《钢铁侠3》，我也看到了圆中国梦的艰难。在国内名气这么大的王学圻和范冰冰，也只配中国版里跑个龙套。若去掉他俩，似乎也不影响剧情。而中国产品——某饮品的植入，极端不起眼，再看人家甲骨文是什么待遇。窃以为，这钱花得相当不值。

中国梦与钢铁侠本人的愿望相似，其不仅是物质上的追求，还有精神世界需要极大地丰富。但目前来看，问题多多。首先，我们并未解决好自强的问题，市场上缺乏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而有关部门也总以卡文艺工作者脖子的监管者姿态出现。有这样的基础，我们还想走出去的事情？还想以实力赢得别人的认可？中国梦，根子还在中国人。多练基本功，别耍花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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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潜曾写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我以为，这是一种文人特有的自嘲。自古，文人无不带着穷酸相，仿佛生就如此。不过，自嘲也让他们可爱起来。开自己玩笑的本领，并非文人独具，但它在文人身上得以发扬光大。何以见得？来看陶潜的另一首颇有趣味的短文，題为《責子》：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茍如此，且盡杯中物。

人之将老，忽然发现孩子们还没教好，会是怎样的心情？陶大师在这首诗里历数五子情状，一个个愚钝顽劣不堪。于是，他感慨道：“这大概就是命吧，先干了这杯再说”。

事实上，陶渊明的孩子可能不至于这般不成器。从纸面上我们也能读到的，诗文里不只有“不好学”、“贪吃”等罪状，还潜藏着那么一点可爱。来看“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一句，有没有一种能笑出眼泪的感觉。设想一下，生子若如“通”（诗人最小的儿子），该有多幸运？他每天什么都不想，只想搜罗点儿好吃的，像个小耗子一样讨人嫌，也像个小猫一样讨人喜欢。

世人多望子成龙，鲜见陶潜这等豁达之人。但是，在历史长河中，这位挂冠而去的陶公并非特例。在他之后的六百多年，苏东坡几乎以同样的心态，为幼子写下这样一首小诗：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我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苏东坡文采斐然，为文作诗擅长用典故讽喻时事。政敌们趁其不备，一哄而上，揪住了他的小辫子。侥幸脱身后的他，难免在闲时发发感慨。他看着熟睡的儿子，吟出这样一首催眠曲（纯属本人臆想，无从考证）：

老爸差点儿让小聪明害得脱不了身，孩子你平安长大就好。

陶渊明和苏东坡的相像，令辛弃疾惊叹不已。他在这首《責子》后做了一个注释：“淵明避俗未聞道，此是東坡居士云。身似枯竹心似水，此非聞道更誰聞。”称赞陶潜的见识和道行。

从陶渊明和苏东坡这二位的教子态度上我们能看得出来，文人即使对孩子有百般期待，也不会表现得那么露骨。孩子肩负的担子若异乎于常人，看似前程似锦，实则前路坎坷。北宋名臣王安石的儿子王雱继承了父亲的才气，自幼学识过人，曾考中过状元。可惜，他也继承了父亲的残忍，并有发扬光大之势。王雱于壮年辞世，否则，他若继承了老爸的衣钵，继续“服务于”朝廷，大宋恐怕还得在邪路上跛行更久。

人生苦短，初一刚过，十五随即到来。在父母的庇护下，我们侥幸躲得过阴暗无光的初一，但他们却难以和我们相逢于月光皎洁的十五。父母可以守护孩子多久？初一之后的十五，父母还得放手，孩子还得靠自己。守护的情怀可以理解，但一味坚守，子孙难免流于不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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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凡文人墨客，无不慨叹自己所处的时代如何之糟糕。英国大胡子狄更斯在小说里写下这样一句“It was the best of times，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被奉为经典。

身为文人，除却那些不明真相者，几乎没有不喜欢宋代的。据说，宋代知识分子的待遇最高，官员的俸禄最多，刑罚也最为宽松。因此，数百年的统治，造就一个惯于歌舞升平的时代。宋，也成为历史上为数甚少的几个不愿意打仗、扩张的朝代。为了两厢无事，宋朝的帝王甚至愿意岁岁进贡。如此安定和谐的大好局面，能不是最好的时代吗？

即便如此，还是有人不满意。近来捧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一书，就发现了“罪证”。此书虽其以英文写就，但译者张振玉的文字功底，还是让我得以一窥林语堂的优雅和从容（也让我开始期待读他翻译的林语堂的另一力作——《京华烟云》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儒雅的民国文人，对宋朝也“言出不逊”——而且还是对尚处强盛时期的北宋。

林语堂对宋朝的不满，多半是出于对苏东坡的政敌——王安石（没错，就是那个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传世的王安石）的厌恶。与我在历史书和语文课本上读到的王安石不同，林语堂笔下的他，过于刚愎自用，下手也过于狠毒。其一系列改革措施所引发的社会动荡，令人扼腕叹息。当初课本上那位忧国忧民的诗人，竟是个执迷不悟的激进分子？我还真有点接受不了。但是，我愿相信林氏，而非毫无骨气可言的教科书。

王安石肇始的朋党之争，其同党力促的乌台诗案，不仅让苏东坡的生活变得颠沛流离，也让曾钟鸣鼎食的大宋变得揭不开锅。据《苏东坡传》描述，乌台诗案之惨烈程度虽比不上清初的明史案，但影响更坏。对文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无中生有的文字狱更可怕的呢？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事，难保不落到谁头上。惶惶而不可终日的时代，难道还算不上最坏的时代吗？

负责任地讲，宋之前、以后的每个朝代，都能找出其为最好和最坏的理由。但是，没有一个比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更典型、更能引发共鸣的了。而当下，又是如何之好，怎样一个坏呢？

人称资深五毛的司马南曾有一幅字，末尾写有“近平元年”四字。被众人视为舔菊之代表作，一时无出其右者。这反映出一部分文人的心态——他们迫不及待地表态，以为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到来了。令卑微小民有机会站在风口浪尖，这样的时代，确也称得上是最好了。

但最坏往往就藏在这枚硬币的反面。穷而乍富之人，往往呈腆胸憋肚状，这就像乍穿新鞋高抬脚一样容易理解。站在山顶的他们，相比于名公巨卿，放肆起来往往更难控制。其气急败坏、不计后果之相，令人闻之丧胆。而时下，说了算的正是这样一群自称“无产”之人。皇帝命不是生出来，可若凭暗斗来决定谁做头把金交椅，那国无宁日可以说是指日可待。若将打得头破血流的力气用在改善空气质量、控制禽流感传播上，可以说是善莫大焉。这枚硬币，或许还有翻向好的一面的可能。然而，打得久了，等的人难免心灰意冷，弃之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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