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凡文人墨客，无不慨叹自己所处的时代如何之糟糕。英国大胡子狄更斯在小说里写下这样一句“It was the best of times，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被奉为经典。
身为文人，除却那些不明真相者，几乎没有不喜欢宋代的。据说，宋代知识分子的待遇最高，官员的俸禄最多，刑罚也最为宽松。因此，数百年的统治，造就一个惯于歌舞升平的时代。宋，也成为历史上为数甚少的几个不愿意打仗、扩张的朝代。为了两厢无事，宋朝的帝王甚至愿意岁岁进贡。如此安定和谐的大好局面，能不是最好的时代吗？
即便如此，还是有人不满意。近来捧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一书，就发现了“罪证”。此书虽其以英文写就，但译者张振玉的文字功底，还是让我得以一窥林语堂的优雅和从容（也让我开始期待读他翻译的林语堂的另一力作——《京华烟云》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儒雅的民国文人，对宋朝也“言出不逊”——而且还是对尚处强盛时期的北宋。
林语堂对宋朝的不满，多半是出于对苏东坡的政敌——王安石（没错，就是那个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传世的王安石）的厌恶。与我在历史书和语文课本上读到的王安石不同，林语堂笔下的他，过于刚愎自用，下手也过于狠毒。其一系列改革措施所引发的社会动荡，令人扼腕叹息。当初课本上那位忧国忧民的诗人，竟是个执迷不悟的激进分子？我还真有点接受不了。但是，我愿相信林氏，而非毫无骨气可言的教科书。
王安石肇始的朋党之争，其同党力促的乌台诗案，不仅让苏东坡的生活变得颠沛流离，也让曾钟鸣鼎食的大宋变得揭不开锅。据《苏东坡传》描述，乌台诗案之惨烈程度虽比不上清初的明史案，但影响更坏。对文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无中生有的文字狱更可怕的呢？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事，难保不落到谁头上。惶惶而不可终日的时代，难道还算不上最坏的时代吗？
负责任地讲，宋之前、以后的每个朝代，都能找出其为最好和最坏的理由。但是，没有一个比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更典型、更能引发共鸣的了。而当下，又是如何之好，怎样一个坏呢？
人称资深五毛的司马南曾有一幅字，末尾写有“近平元年”四字。被众人视为舔菊之代表作，一时无出其右者。这反映出一部分文人的心态——他们迫不及待地表态，以为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到来了。令卑微小民有机会站在风口浪尖，这样的时代，确也称得上是最好了。
但最坏往往就藏在这枚硬币的反面。穷而乍富之人，往往呈腆胸憋肚状，这就像乍穿新鞋高抬脚一样容易理解。站在山顶的他们，相比于名公巨卿，放肆起来往往更难控制。其气急败坏、不计后果之相，令人闻之丧胆。而时下，说了算的正是这样一群自称“无产”之人。皇帝命不是生出来，可若凭暗斗来决定谁做头把金交椅，那国无宁日可以说是指日可待。若将打得头破血流的力气用在改善空气质量、控制禽流感传播上，可以说是善莫大焉。这枚硬币，或许还有翻向好的一面的可能。然而，打得久了，等的人难免心灰意冷，弃之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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