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皆蒙难,自由将陨落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就新闻自由等基础性的话题发牢骚。因为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不需要我去操心,就已自然存在的东西。试想,如果我等一介草民都得关注这些话题了,是不是就等于说这些已经不存在了,这个地方已毫无自由可言了?看,我把你们吓到了吧?

作为一个资深的悲观主义者,我当然清楚自己的毛病在哪儿——眼中总有太多的希望和转机。但各位也知道,这两样东西从不会轻易来到。于是,我只能在一次次的失望中独自舔舐伤口,而后再死不悔改地继续期待他们的到来。结局用遍体鳞伤形容可能有点儿夸张,但用心如死灰来描述,正可谓恰如其分。可能你会问,现实真有这么残酷吗?

前几天《南方周末》的事儿(也被称为“南周事件”)大家可能都知道了。一时间,网民群起抗议,知名人士纷纷做力挺之态,许多记者、编辑的微博也因转发敏感消息而阵亡。整出戏演下来,活脱脱一部《无极》——一篇新年献词引发的血案。在不受我大中华管控的Twitter上,情况更夸张,大量直白、明了的消息像刷屏般蹦出来,弄得我久久回不过神来。

以上,是我标题中提及的“南北皆蒙难”中的“南”。那么“北”呢?别着急,还真有。

一早醒来,就看到Twitter上有一帮人在向《新京报》致敬和哀悼。据说这份看起来一向温和的北方报纸因为不肯刊登《环球时报》关于境外敌对势力的歪曲事实的评论而遭到压迫。其主要领导已向前来逼宫的同僚提出口头辞职,另有一大帮人在旁干掉眼泪却无计可施。经这么一闹,“新京报”三字现在已是敏感词。看,有关部门连“八卦”的机会都不曾留下。

看到了“南北皆蒙难”的事实,相信你也会同意我这种“耸人听闻”的说法。不过,你可能对“自由将陨落”一句存疑。不急,我们一起来看Twitter上某位疑似“境外敌对势力”的网友贾葭的疑问:

我没想到,在胡总还未卸任国家主席的时候,我却已经开始怀念他了。当年江总离任前,被骂得一塌糊涂,结果在和谐社会提出时迅速被怀念。中国模式就是单曲循环模式吗。

正是贾葭的疑问,让我开始怀疑自己这个悲观主义者心中潜藏的乐观主义倾向,怀疑是否所谓的自由从未来到。或者说,它是那种间歇性地往复,不曾真正停留的彗星,以至于陨落之时让我们如此措手不及。又或者说,所谓的自由不过是曹操口称的梅子。我们虽为之尽力奔跑,甚至已感到有些许满足,最终却一无所获。也许,只有有关部门才拥有这个词的最终解释权。

无论《南方周末》和《新京报》生与死,其主要负责人、主创人员会不会被以贪污、腐化或其他名义给秋后算账式的治罪和抹黑,有关部门的“治水”方式已昭然若揭。作为凡人的我,写写文章、谈谈内心深处的想法已是极限。自问没有上街的胆量,没有举牌子的勇气,很是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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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话有那么难吗?

你可能也意识到了,现在说真话越来越难了。要不然,也不会有《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表态要在新一年“努力说真话”了。

有道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真话之难,主要在于它属于“良药”、“忠言”一类,说出来已属不易,别人听着更是疙疙瘩瘩,一时难以接受。汉朝的东方朔有句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意思就是尽量凑乎,不要太过苛刻。否则,没人跟你混。

真话之难还体现在外部环境的压迫上。当你的第一句真话冒出来,却遭遇重重打压,你还会继续犯傻吗?相信略有脑子的人都不会。理想中,真话应该得到鼓励,至少是一定程度上的纵容。就像某人所总结的伏尔泰思想,别人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不能剥夺你说话的权利。而事实上呢?我们都知道了。

只凭《南方周末》与广东宣传部长官庹震的针锋相对就能看得出来——许多时候,人家非但不让你说真话,甚至只是说部分真话,还想法设法替你把话说了,说些违心的话。我很怀疑这位长官是否真的信奉和谐,如果信,也不至于搞出这等不堪之事,令全球舆论界看我大中华的笑话。

迫于压力的我们,自然会想法设法活下来,生命才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南方周末》声明的几经变更,从刚开始的义正辞严,到后来的低头认错。幸好其已被认证的员工声明自己已交出相关微博帐号,对后续发布的内容不负任何责任。否则,我又该开骂了。看样子,现在的南周力图劫后余生,已不是我喜欢和期待的那个南周了。既已不爱,不骂也罢。

话又说回来了,我又凭什么要求人家《南方周末》如何如之何呢?我自己算是一直说真话的人吗?我自己除写写文章外,有身体力行地支持他们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好像都是否定的。

虽然不中听,但我还是想说句真话——我不想指责现今的《南方周末》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它本来就不属于人民,也非记者、编辑所拥有,它一直是有关部门的私有资产。老东家辞了一批不怎么听话的人,想换另一拨更听话的顶上去,也在意料之中。所以,我也懒得批评。

真话之难还有一个颇为诡异的原因——别人假装让你说真话。据说元朝时,文人被压迫得够呛。所以,当朱元璋上台,请大家畅所欲言时,他们以为找到了明主。结果,突如其来的文字狱搞死了他们中的一大批。将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提炼出来,就是当你兴冲冲地提了一大堆意见,自以为会得到重视时,却不知灾难的阴云已笼罩在你头上。而我们的问题也在于,和明初文人一样,生活在一个真假莫辨的时代。所以,基本不确定是否能相信所谓代表人民的各色言论。

明白了说真话难,让我更加敬佩过去的《南方周末》,也让我可以原谅现在的《南方周末》发出的种种令人惊讶的声音。当你任由别人将你放进一个模子时,就不要奢望有自主的可能。镣铐已然戴上,理想的脖颈也伸进了枷锁里,作为被规训得如此彻底的一代,我们已无话可说,更无力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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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笑话印度的民主“光环”?

别人都说新浪是有关部门的一件贴心小棉袄,但事实上,人家可穿的“小棉袄”并非只此一件。

今早打开百度新闻,国际版的头条新闻把我吸引住了。光看标题《“民主”的光环救不了印度》,一贯的《环球时报》的腔调。但点开链接,看到来源中所示的《钱江晚报》后,我才知道自己错怪了胡锡进一干人等。这也让我明白,诸多媒体正在前赴后继的应选“小棉袄”之位。

虽然我对“民主”不抱太大希望,但还是世俗地认为,现阶段找不出比它更具先进性的制度了。就连我大中华一直奉行的民主集中制,因将“集中”奉为圭臬,而将“民主”边缘化,也有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或言之,从古到今的多种制度中,绝无十全十美的那一个。

挑刺谁不会?如我这般数年如一日地对有关部门发难,其实并不难。但是,能有实际效果吗?能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吗?其实意义并不大。且来看这篇《“民主”的光环救不了印度》的论点。

其一,虽被西方誉为民主制度的典范,但民主并未改善印度的民生现状。民主对种姓制度和男尊女卑的观念无能为力。其二,西方政治理论一般认为民主制度可有效遏制腐败,但印度的腐败近年来却有增无减。

窃以为,以上批评意见放到任何一种制度下都适用。比如更彻底、更具示范效应的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其一,他们也有底层民众,生活也水深火热。英国原住民对外来人口的排斥,美国白人对其他有色人种的歧视,都可作为“民主无效论”的例证。其二,英国发生在媒体界的丑闻,美国连发的枪击惨案,都可作为放得太开,反而生出祸患的佐证。

然而,这就能证明他们的制度不好了吗?不一定。来看对印度的指责放到我大中华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上会产生什么效果。其一,发生过严重的个人崇拜和“革命”打压,败坏了领导人英明神武的传统形象。其二,食品安全事故和安全生产事故频发,令“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变成一句空话。而这,又该怎么解释呢?难道要归咎于我革命前辈精心创立的社会制度存在重大缺陷?不能吧!

推己及人。别人的不幸和苦难,不能成为我们笑贫不笑娼的把柄。尊重我们并不友好的邻居,其实也是在尊重我们自己。的确,西方有和平演变,有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势力,但面对他们的糖衣炮弹,我们真刀真枪的回应有用吗?类似“民主的光环救不了某国”的言辞,不是成心让人看笑话吗?这么说话,就像别人挖了一个坑,你直勾勾地往进跳那么傻。

强敌环伺,我大中华的确不应放松。但像“什么救不了什么”此等充满了战斗气息的“匕首与投枪”,实际上是没风度,甚至没文化的表现。真想请文章的作者,及背后的有关部门给支支招,什么或者谁能救得了印度,又有什么能够扭转当下中国人民在不怎么幸福的情况下强颜欢笑的生存状态?很多人如我一般,都心存善念,对国家、对体制还抱有一线希望,切不要通过这种罔顾事实,甚至毫无礼义廉耻可言的言语让我们寒意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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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问兰考——探究兰考式的规训

以前人们知道兰考,是因为焦裕禄。按维基百科记载,这位仅有小学文化的县委书记在肝病发展成肝癌时依然坚持工作,力图将兰考县从“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猖獗,粮食产量全省倒数第一”的困境中拯救出来。

兰考有没有改变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位42岁就已病逝的县委书记,被当时有关部门追认为“革命烈士”。

而今人们议论兰考,则不得不提一个名叫“袁厉害”的女人。这位人称“爱心妈妈”的普通妇女,几年来收养了不少弃婴,却因发生在几天前的一场火灾被推到风口浪尖。

当地有关部门的说法一变再变,从“非法收养”到“私自收养”,再到“暂未发现袁厉害靠收养弃婴牟利”。各媒体在年终往往评许多奖,按兰州民政局的表现,起码也该得个最善变奖吧。

另据袁厉害的女婿郭海洋透露,“当地人知道袁厉害收养弃婴后,有人会专门将弃婴放到她家门口,连当地110接到报警后,也将捡到的弃婴送到袁厉害家中。”。此外,他也想不通当地有关部门为何无所作为。

而有关部门并非真的无所作为。起码在烧死多个小孩的惨剧发生后,当地的临时救助站还是接收了一些孩子的,在新华社发布的图片里,就有一幅表现“一名经历了火灾事故的儿童在兰考县临时救助站的房间里入睡”。

除了将矛头指向袁厉害之外,当地有关部门自然也不会承认自己工作不力,在此次惨祸中负有责任。还是民政局,其负责人强调“2011年设立临时救助点以来,该县共接收30余名弃婴,并将他们送至开封市福利院。”,首开在此番惨剧中表扬与自我表扬的先河。

因此,就不怪新华社批评“兰考火灾事故通报文风怪”了。其在微博上用下面这段文字把该通报冷嘲热讽一番:

兰考“1·4”火灾通报(注:http://news.dahe.cn/2013/01-05/101889070.html)1820字,领导“高度重视”“重要批示”,“亲赴现场”“亲临兰考指导工作”“亲临一线”。“监管不力、有意宽于管理”是漏洞所在。如果加强监管,孩子可能无人收养先后死去,当然不会集中死于火灾,何等冷酷!

诸位可能也注意到了,在各类大小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总是循环往复地做着从抵赖到认错,再到承诺整改,最后到再犯这一系列对普通民众毫无意义,但却有助于领导平步青云的无用功。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这一行为模式在很久之后依然存在,并将深刻改变民众与有关部门的相处之道。

这些日子看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看到了学校、医院、工厂和监狱的相通之处。联想今时今日有关部门的做派,可不就是把民众当规讯对象吗?占用我们的一切时间,灌输各式各样的“主旋律”,在树立高大全的同时将责任撇得一干二净。还强迫我们参加某些活动、观看某些仪式,以建立所谓的认同感。而如袁厉害一般的普通人,则完全没有自主、自立的可能,只能任人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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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灯大劫案

说实话,还没见过一个法规被这么多人调侃的。这纸关于交通规则的新规定和有关部门名义上为保护信息安全而立的法一样,一时间成为网民关注的焦点。与后者不同的是,新规定有很多鲜活的例子可供调侃和消遣。

我们先来看一眼新交规。

新华社轻描淡写地一句:“2013年1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交规”的修订版《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施行。”让像我这般不知内情的人,压根儿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人们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反应,全赖该规定附件2“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分值”里一个堪称苛刻的条款:“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一次记6分”。这个下列行为中的的第2条是“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

小时候学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其实就是这句文绉绉的“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的通俗版。以前,司机们看到黄灯也不以为然,冲了过去。用有关部门的话说,就是“我国有部分交通参与者不重视这个问题,遇黄灯时不减速反加速,往往造成在路口发生恶性事故,或影响路口通行。”(见:http://news.163.com/13/0105/13/8KF7GQ2A0001124J.html)。

当然,这一回也不例外,有关部门用“国际通行做法”做挡箭牌。只是包括我在内的好多人都不明白,这个国际指的是英美德等发达国家,还是印度等和我大中华几乎同一档次的发展中国家。

有人如我一般,不惮用最坏的恶意猜测有关部门的真实意图。其中流传最广的是说为了钱。藉此,我也生造了一个词,将有关部门利用黄灯惩罚驾驶人的做法誉为“黄灯大劫案”。

遇到如此“黄劫”,网友的集体智慧再次爆发。有人借用前领导的猫论,创作了“不管是红灯还是绿灯,能罚到钱就是好灯”的“灯论”。有人借张继的《枫桥夜泊》写了这样一首打油诗——“月落乌啼霜满天,老手新手对愁眠。遇到黄灯停不住,毕竟交管只为钱。”更有甚者,将脍炙人口的儿歌《我在马路边》的歌词改成“我在马路前,黄灯过了线。警察叔叔把我叫到马路边。叔叔罚完钱,对我把头点。他高兴地说了声:六分,再见!”,还有人给配上曲谱,推动其传唱乡里的用意相当明显。

为了钱,还是为了道路通行通畅,网民和有关部门各执一词。就我从网络舆论中观察到的,有关部门这回的“下大力气整治”可能适得其反——不仅没把民心理顺,还搞得群情激愤、怨声载道。你说,一帮人辛辛苦苦折腾了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结果却是找骂。何苦呢!

鄙人才疏学浅,自然不敢教有关部门如何做事。但请其在做决定前考虑一下民众的感受。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喊得异常嘹亮,轮到身体力行时思绪却飘到了九霄云外。作为一个非驾驶人,我难以理解网民对新规定集体狂欢式的反对。但我能猜到,有关部门已经不让人们公开谈论南方周末事件了,大家不就得另找一个情绪的出口吗?也许,这就是改头换面后的顾此失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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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事件续:尺度(庹)的胜利

作为南周事件的主角之一,那位名唤“庹震”的领导终于出了名。

按维基百科所载(http://zh.wikipedia.org/wiki/庹震),这位五九年生,八二年毕业的老党员,也曾是一位媒体人。

1982年,庹震被分配到《经济日报》任编辑;6年后,升任记者部副主任;1993年升为主任;1996年,升为副总编辑;2005年,官至总编辑。2011年,他从《经济日报》调任为新华社副社长。根正苗红的他,在1年之后,终于名正言顺地踏上仕途,调任广东,职务是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省委宣传部部长。

也正是最后一个职务,让庹震卷入这场与《南方周末》,乃至全国媒体同仁的战争。而今,双方的攻防还在继续。

在此之前,不认识“庹”字的大有人在。即使是教人识文断字的语文老师,也未必知道它发“脱”音,三声。而现在,你要是不知道“庹”字怎么念,那就明显与网络世界脱节了。至少你该知道,别人说的“一坨屎”指的是谁;也该知道,人们或明或暗点出的“尺度”讲得究竟是何许人也。

这些天来,原、现《南方周末》的记者、编辑和其他员工,以及南方系其他媒体人,无不表现出悲愤之情。别的媒体和同情者们,兔死狐悲的情绪愈加强烈。如我所说,他们八仙过海般地或明言、或暗示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

对此,FT中文网的专栏作家徐达内早为我们罗列如下:

1月2日深夜,朝日新闻中文网的微博将“庹”字和“南方周末”结合起来,形成一幅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漫画(http://1.t.qq.com/p/t/205656109899742)。

1月3日下午,VISTA看天下的微博教认“庹”字,其“你可能不认识,但是它存在”的说辞,令人不寒而栗(http://weibo.com/1323527941/zcKGVCIUm)。

凤凰周刊的微博从1月3日至4日晚11点,有6条微博和南周事件有关。其无论是教写贺词的人常识,还是引用庹震的旧作,冷嘲热讽之意十足。顺便提一句,这段时间里,该帐号只发布了9条微博(http://e.weibo.com/fhzk)。

而据信创意最早、最受追捧的财经网的那条微博,早已消失不见。我从达内兄的文中摘录如下:

【微字典*庹】读[tuǒ]。1、中国一种约略计算长度的单位,以成人两臂左右伸直的长度为标准,约合五市尺。2、姓氏。微释意:每个人两臂左右伸直后所得的“一庹”,大体相当于自己的身高。此字应是对每个人的一个提醒:手伸的再长,也会有极限,无法超过自己生就的尺度。非要还往长伸,往往自取其辱。

直至现在,我看到的现象是封锁依旧、抗争依旧、绝望依旧。不知达内兄的《媒体札记:梦的尺度》一文(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8293)还能存留多久,不知中国媒体的尺度究竟路在何方。

窃以为,领导干部伸手管点事没错,甚至多管点也行。但与权利相伴相生的是义务,而非霸道。而今,庹部长底气十足地改了“亡命书生”们的新年献辞,最终导致积怨爆发。虽然不抱希望,但还是希望“尺度”此番不再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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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事件:书生梦的破碎与反抗

“黄粱美梦”这个成语来自唐代《枕中记》一文,讲一个书生梦到自己发达了、被陷害了、被平反了、风流了、老了、病了、死了……醒来后发现这不过是个梦,短到连一锅饭还未做熟。历经荣辱洗礼的书生,不免怅然若失。

诸位可能觉得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甚至还有点小笑话的意味;实则不然——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书生,虽然心生遗憾,但还是有所感悟。他对点化他的吕姓高人说了这样一番话:“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

后来,“黄粱美梦”被广泛用于形容一切不可能发生之事,可谓极尽嘲讽之能事。同样能表达这种意味的还有“南柯一梦”、“春秋大梦”等词,但其中有顿悟之意的,唯有“黄粱美梦”。

近来,《南方周末》的一群书生因为新年献词被有关部门给狸猫换太子而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看网友私下传的一份据称来自“南周编辑部”的声明,似对有关部门还有幻想。而这,让我想到这几个冷嘲热讽的词。可用于这一件事的,恐怕只有“春秋大梦”了。

之所以如此刻薄,全因南周书生们的幻想。试问,有关部门有错吗?当然没有。他们会调查、会道歉吗?也不会。君不见大大小小的煤矿安全事故,面对高层的严厉问责,全国媒体的口诛笔伐,有关部门做过什么吗?他们还不是该瞒报的瞒报,该封口的封口?在一切声称负领导责任的人还逍遥法外时谈调查、谈悔改,这不是把普通群众当瞎子耍吗?

将黄粱美梦这个发生在唐代的故事对比相隔千年后今天的审查攻防战,虽主角同为书生,但境界却有高下之分。

起码,黄粱美梦的主角还知反省;而南周的书生们,却只想讨回公道。有道是哀莫大于心死,看这些书生的态度,好像心还没有死。若要我说,你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又如何与有关部门一战呢?面对疯狗的攻击,如果我们自我定位为书生,就注定打不赢。

某位领导曾有“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实践,也同样有“持久战”等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照我说,面对强敌,南周的书生们也应做好准备。其一,底牌不能只是声讨,还得有更激励、有奏效的手段。其二,做好持续战斗的准备。

为何我会照搬人家的“持久战”理论?其根源是我奇怪的预感,而引发这一预感的直接原因是各平台微博的搜索功能。上午还能找到些蛛丝马迹,而下午,就已显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南周编辑部”搜索结果未予显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份声明中有一条要求“立即开放因讨论此事被禁的微博账号”。这难道不是隔空回应?

从南周事件我们能看得出来,舆论环境已恶化到连被欺负到噤声的书生们都忍不住了的程度。书生们的反抗,和整个网络界一面倒的支持声浪,都令有关部门的封口变得毫无意义。但改变能否从此开始,我仍不抱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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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人出懒政:评网络实名制的出山

因为有关部门喊着要搞网络实名制,要立法,所以,“主流媒体”纷纷跳出来开路,像揪住救命稻草一般,拼命寻找各种合理性。而我,看得多了,竟然不严肃起来,感觉有点想笑。

有人说,网络必须得管。这话我同意,不管是所谓的条例,还是现在吵吵闹闹要立的专门法,如果不违背常理,我都可以接受。但是,如果这个管只是因为网络太不规范了,那我有疑议。

试问,有关部门的一亩三分地上就全是正经事了?再问,高层为何要在此时倡导改革会议风气、接待形式?

我斗胆来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毫无疑问,有关部门自己的屁股也不干净。被内部人坑了、骗了的事情屡有发生。不然,也不会有媒体爆料当今官场窃听成风了。第二,会议、接待等搞排场的事情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民怨集中于此,网络上“暴民”们口诛笔伐的焦点也在于此。再加上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缘故,改掉那些陈旧风气几乎是必然之事。

以上,我只用来说明有关部门自己也不规范,甚至还很乱。当一个连自己都理不清的人说可以帮助别人打理好资产时,谁会选择相信他?

信息资源、网络环境在当今世界是何等宝贵,就这样交给一群自说自话的疯子,我们能放心吗?当然不能。

因此,当有关部门说他们能用强制实名制的形式治理好网络时,我只想摇摇头。因为在我脑子里,这种话不过是又一张空头支票。有关部门真的有信心吗?真有这个能力吗?恐怕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吧?

面对有关部门要把网络管起来的雄心壮志,我在希望他们管好的同时,也打心眼儿里不相信他们。和我持相同观点的人有很多,他们还有一种特别的看法,认为此次有关部门针对网络的大举立法,在根子上“是一种懒政思维”。

这话,我部分同意。首先,实名制等管理网络的方法肯定是懒了点儿。有部分人在网络上不老实,还藏得挺严实。有关部门找不到肇事者,就要惩罚所有人,要所有人都实名。这哪里是懒政,简直有点儿暴政的意味。

不过,我的观点肯定算不了什么。有关部门的一意孤行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民众的反对声浪恐早已在他们耳朵里磨起了茧子。而他们,也“顺势而为”,学会了充耳不闻,学会了无动于衷。

我很担心,照有关部门这个行事逻辑,将来还有什么地方不需要实名制?陆陆续续,我们买把菜刀、买点感冒药,甚至站在火车车厢里,都得拿身份证出来验明正身了。这个法律上规定只有部分人有权利查验的卡片,在现实中几乎成了我们最主要的名片,得时刻为老爷们备着。

要我说,有关部门的病根子也不是“懒政”,而是“奸人”。如果没有那些个偷奸耍滑的人,有关部门为何一再为难自己服务的“主人”呢?难道,这么些年来我们养的公仆,竟然全都摇身一变,成为彻头彻尾的大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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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不能重来

在2012悄悄溜走之后,我开始感慨自己没能留住它。

岁月穿梭,我们与之有的只是一段情。各位可曾见过能与时光长相厮守的人?当然没有。就连史上最长寿的彭祖,也不过活了800多岁。你期望时光给你什么承诺吗?还是算了吧。他老人家的道行不是我们能比的,要玩,结局极有可能是玩死人不偿命。

曾几何时,我为2012计划了美好、翔实的未来,想像有关部门一样进行通盘规划。结果我发现,就像有关部门突击花钱,争取下年的预算一样,我在这个年底,也在突击——抓紧时间补写日志。

时间如此宝贵,以至于我刚一迟疑,几天便已过去。我知道,不单是我,任谁都挡不住时光流逝。它给了我们最宝贵的东西,但它也将我们最在乎的夺走——那些依赖的人,就这样消失在时光里。我也曾怀疑,时光能带走的就是最宝贵的吗?比如说,这一瞬间我所想的事,在下一秒还同样有价值吗?

悲观点儿看,这个世界充满了此一时彼一时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的坚持和守候侥幸有了意义,还得感谢冥冥中的机缘巧合造就了这一切。那些不确定,那些令我们等待已久的事,虽已注定,却也留下了转机。而我们,不就是为那臆想中的回天之力奔走呼告吗?

可能还有不快,可能还有遗憾,但过去的这个2012,再也不会顾及你的任何感受了。任你咆哮,甚至怒发冲冠,它都“一路向西”(最近大热的电影,特意征用),奔流而不复回。

虽从长远来看,我们在六道轮回之中;但短期看来,时间不会走回头路。即使我们在这一年里有太多的不甘、不愿,时光也不会留下任何弥补的机会。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向前看、向前走;而这,也几乎是每个人的最佳选择。

在这新的一年,我写下这样一篇看似充满悔意的文章。有时还苦思冥想,添加几个形似经典的句子。可转念一想,在时间的长河里,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有谁会在乎我做的这些?这看似荒谬的一切都有确切的答案——我们只在乎自己。除非如此,否则难以自圆其说。

就拿我每天一篇日志的“反常”举动来说。要说有人非常在乎才如此,那可真是高抬我了。因为,我发现自己不会特别在意别人。他们的梦自然得他们自己圆,我碰巧在日志里说中了他们的心事,最多不过是个巧合。若以此将自己描绘为精神导师,未免太过草率。因为,我本是一个俗人,从不敢和以精英阶层自居的诸位站在同一个战壕里。

反过来看,别人也不会特别在乎我如何如之何。这段时间没写日志,刚开始可能有人发现异常;但几天之后,还有谁觉得不对劲?日子照样过,烟照抽、酒照喝、舞照跳……少了我在耳边聒噪,或许还多了几分闲情逸致。

末了,照例谨以此文向过去的2012年致敬,向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致敬。鄙人一介书生,能有话说、有饭吃,全拜各位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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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末日之后……

看过丹泽尔·华盛顿2010年的《The Book of Eli》(中文名:艾利之书)的孩子对世界末日定然不陌生。2012年的《The Hunger Games》(中文名:饥饿游戏)更为我们揭示了末日后的残酷和喧嚣。那真实的末日该是怎样的呢?经历过12月21日的担心后,我们总算看到了。可那所谓的末日,不过如此。如果世界就在那一天定格,画面将会多么乏味。

据说,世界末日之说来自玛雅人的“恶作剧”。虽然长老们几次三番地出来解释说所谓的末日不过是历法的终结,而非世界的完结,但愿意听他们的人很少。还是我之前所说的那样,人们早已习惯了传递坏消息。突然有人出来说“世界末日是谣言”,惯性作用下的传播很难主动刹车。因此,我们看到了民众一片欢腾的迎来末日,甚至有公司还幽默地放了假。

记得早在末日之前,我就做了一个像模像样的梦。梦里有晴朗的天气,有大洪水,还有巍峨高耸的办公楼。当然,也没少得了没完没了的会议。但实际经历末日时,我却是匆匆而过,体会甚少,甚至没有仔细想过自己在梦里的所见所闻究竟会不会在现实中再度呈现。

由此推断,我是那种想得太多,但实际却做得很少的人。如果我对自己在末日之前的梦深信不疑,也许现在的我早已在法国的末日村落里避难了。那些比我有决心、有恒心的人,几乎说到做到、说一不二。所以,他们个个功成名就。其实,这也算命中注定、个性使然。而我,就不去凑那个热闹,不和人家在“名人堂”里抢位置了。

按计划,这是2012年的最后一篇日志。这一年里变幻莫测的心情,起伏无常的事物,就这样通过300多篇日志陆陆续续写了出来。想到自己这一年又无意中写下40多万字的“废话”,内心的自豪不言而喻。

庆幸这一年并没有在所谓的世界末日里终结。因为在其后的日子里,我的感慨也未终结。害怕末日后没有电脑可以敲打,也没有纸笔可以书写的孤独。那时,我那乱七八糟的思想和唠唠叨叨的言语,极有可能像其他人的一样转瞬即逝。缺乏记录的生活,还能叫生活吗?或许其他人也有同样的疑问——如我这般事无巨细地发感慨的生活,就是真正的生活了吗?

世界末日之后,不知其他人有何感想,至少我明白了生活不该固守在某个套路里。任何人企图强加给你的,你都不应该默不作声地屈从。如果不愿意,就要反抗,就要分道扬镳。如果忍让能解决问题,那几乎人人都会通过此唤回美好生活。然而,这不过是条看起来很美的路,真正走下来的人几乎个个遍体鳞伤。末日都经历过了,干嘛不活得真性情点呢?

无论世界末日之前,还是之后。毫无疑问,我们都会一如既往地庸庸碌碌,不会有太大的转变和起色。也可能在我们周遭,经世界末日一闹,许多事情已经改变,但我们并没有发现。后知后觉的我们,携坚毅与隐忍,在默默等待。等待新纪元的降临,也等待沉默已久的爆发。经历过末日,便会觉得末日有何不可。起码,末日没有国家级的防火墙,也没有毫无节制的管制,我们反倒更加自由了。若世界如此,倒也清静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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