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又得从我这个资深怀疑主义者的性格说起了。惯于怀疑一切的行为模式给我一种感觉，中日之间的剑拔弩张，表演的气氛浓了点儿,而实际可操作的空间却很小。除了打就是不打，为何双方都要浪费时间耍嘴皮子呢？

之所以这么说，有部分原因是我不懂什么叫博弈，也看不明白在双方较劲的背后有哪些利益纠葛。而我一旦懂了，或许就能泰然处之了。不过，这可能是以抛弃纯真心灵为代价的。所以，我还得仔细权衡一番。

我理解，就像我以卖文为生一样，有很多人是以耍嘴皮子为业的。政客这一行，更是如此。而他们之所以精于此道，有赖于人民宽厚胸怀的包容和忍让。每当我们拿“忍忍就好了”之类的言辞自我安慰时，别人的得寸进尺就要更进一步。试想，若不是我们的肚子里能撑船，别人至于爬到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吗？也许，这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典例证吧。

中日因为我们假装不存在的“钓鱼岛问题”争得热火朝天。中国方面，先是海监船巡航，再是战斗机巡逻，颇有誓将钓鱼岛重新纳入囊中的劲头。而日本方面从口头警告到围追堵截，再到以发射曳光弹相威胁，态度逐渐强硬起来。中国军方人士继以“日本敢打曳光弹就是‘打响第一枪’”回应。一时间，火药味儿十足，连我这个局外人都看了都心悸不已。

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担心擦枪走火，要不要相信中日必有一战的惊天论断呢？我的意思是用不着。政客的话，既有值得相信的诚恳和惊悚，也有不能全信的动机和出发点。他们为达目的，对同僚都能痛下杀手，更何况是对疏离的敌人和懵懂的良民呢！尚有任人宰割之忧的我们，又何苦为了一些子虚乌有的空谈而担心呢？肉食者虽鄙，但该他们承担责任时，理应被推到最前沿。

如今，国内被营造出这种气氛来，并非偶然。这种云里雾里的“硝烟弥漫”之象，与《南方周末》事件颇为相似——都是有关部门精心策划的结果。估计在此时，总的操盘手——宣传部门正在加班加点，炮制一篇篇言辞犀利的讨伐文告。只有这样，才能让全体人民看到，你需要我们。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明白，在“南周事件”之外，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在新闻自由之上，还有更迫在眉睫的局势酝酿。于是，焦点就这样被转移了。

我本无意一再质疑有关部门。因为我觉得好话不同于谎话，说过几遍之后就陈词滥调了。但是，有关部门种种可疑的作派，让我一忍再忍之下，还是走向忍无可忍。李敖曾说台湾是中国的“卵葩”（俗称：蛋蛋），美国捏一下，中国就觉得疼得受不了，忍不住大叫一声。若将这个形象的比喻放在钓鱼岛问题上，你会觉得同样适用，甚至有种量身定制的错觉。

日本占了小岛那么多年，也没见有关部门像如今这般使尽手段，将“严正抗议”的态度通过各种途径传递给人家。倒是一个没什么意义的国有化，在中国朝野上下激起一片反弹。可恶的小日本，你既然捏了人家的蛋蛋，就等着人家跳着脚骂街吧。我想，现在日本人应该充分认识到我中华上邦的威严和可怕了吧？他们应该被各色媒体的好战理论给吓倒了吧？或许在“操盘手”看来，至此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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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体滑坡发生到辟谣说与采矿无关，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地质灾害应急专家组只用了短短几天；从火化遇难者遗体到“诚恳道歉”，云南镇雄县有关部门只用了短短几个小时。

感慨专家越来越有效率，更惊讶于有关部门摒弃了官僚主义，行事如此之高效。记得之前有大桥垮塌后，专家们吃个饭、开个会，就迅速给出事故与桥梁质量无关的结论。当然，也不乏有关部门死撑着不道歉的生动案例。

虽然我对专家、有关部门多有不满，但往好的方向想，这也没什么好。比起没什么解释，却一意孤行的打压《南方周末》，比起被误判，接着枪毙的好几个人，镇雄的生者、死者都算幸运了。

我知道，此刻比谁惨没有意义；我也看得出来专家、有关部门在面对民怨沸腾之时也有所进步；但是，如果这个进步的代价是真相的掩埋和有关部门的胆大妄为，那就毫无意义了。

说来也巧，专家们的表态再一次与常识相悖，他们认为：根据现场调查及滑坡成因分析，没有发现此次滑坡与采矿活动有直接关系。滑坡区地质环境条件差是滑坡形成的内在因素，连续的雨雪天气是滑坡发生的直接诱发因素，因此，该滑坡灾害为云南省冬季因连续雨雪天气导致的自然灾害。

作为非专业人士，我从不怀疑冬季会发生自然灾害；但看到专家如此急切地表态，心里很不舒服。怪不得有人调侃，美国塌了一座桥，专家们得忙乎好几年才能得出结论；而中国，专家团只要被招待好了，甚至不需要去现场，就能说出有关部门爱听的话。

相比专家眼里只有钱的坏名声，镇雄县领导这回总算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如此之快的道歉，平息灾民的怒火。可当我们发现这背后的原因竟然是有关领导在死者遗体被强行火化之前就给过类似承诺，会不会有点不是滋味呢？来看《新民晚报》记者的现场纪实：

其他几名政府官员安抚遇难者家属时，雷楚英（镇雄县副县长）走出去到走廊转角处打了一个电话给镇雄县民政局局长。挂上电话后，他回答了记者的问题：“遗体确实全部火化了，这一点，我们会向家属们道歉。”

专家不被大多数人认同，这一点已成共识。而有关部门呢？在过去官民信任出现裂痕的基础上，再度生出事端。此次镇雄县的所作所为，令我再度发现自己的幼稚——竟将人家极可能是猫哭耗子的假慈悲当作一回事，甚至上升到执政意识进步的高度。现在回过头来看，此类进步不是另有隐情，就是需要我们付出极高的代价。

看着专家和有关部门联手将辟谣、火化、道歉等一系列动作做到天衣无缝，也不得不佩服他们在如今这个网络时代有如此之应变能力。但是，当他们将这一切做到极致，我们又不能不害怕。试问，当今世界，除了专家和有关部门，还有谁会忙着置黎民于倒悬，推大众入火坑呢？我们得从和谐的梦中醒来，清醒地认识这一切，即使它面目狰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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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不想越权，绕过有关部门，来谈本不该自己谈的国家大事。但是，又担心《环球时报》等极具代表性的民族主义媒体乱说话，搞出中日必有一战的景象，愚弄百姓，作扬我国威状。所以，还是勉强说说自己并不擅长，且一说就激动、一说就骂人的这个话题——钓鱼岛问题。

作为中国人，我本能地以为实际上不存在所谓的钓鱼岛问题。日本和我们谈钓鱼岛问题，就像有人把我的iPhone抢走后，还跟我叫嚣这部手机的归属权存在争议一样可笑。当然，我相信日本人也是这么想的。谁对谁错暂且不说，争来争去也没个结论。倒不如来谈谈所谓的钓鱼岛问题到底意味着什么，探究一下此番争议到底因何而起。

先看我们不怎么喜欢的日本：

日本文化被人形象地总结为“菊与刀”。唯美的表面下，也有血腥、暴力的特质。中国人在经历八年抗战后，已熟知对手残忍的一面。但是，我们未必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他们自己可能也不了解），未必明白他们国家体系的运作机制，也未必清楚国民如何看待有关钓鱼岛的争议。

在我的“意淫”中，可能许多日本人并不关心钓鱼岛的归属问题。试想，如果不是和主权（权且当做国家的“面子”）相关，那么大点儿地方有谁去争？所谓的专属经济区，究竟能带来多少公海上不能攫取的利益？这些都是疑问。或许只是这些问题，就够让专家讲上一整天了。

套用一首诗来说，“你闹或者不闹，钓鱼岛就在那里”。据相关文献显示，被党唾弃的蒋介石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与罗斯福谈到钓鱼岛等系列岛屿的问题时，曾建议中美共管或国际共管，暂时不收回。1953年，一个美国少将一纸文告，明确表示要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琉球列岛划归美国管理。到1969年，美国人在备忘录里说，要把这些岛归还日本。

诸位如果常看港片，对“保钓”这一说法一定不会陌生。我猜，电影中的他们，可能是在抗议六九年美国这份备忘录的表述。可见，早期的香港人民，虽然在港英当局的控制下，但还是热衷国事、共御外侮。对照现今他们集体上街反对国民教育，忽有今非昔比之感。试问，谁把他们逼上了梁山？

再说我大中华，民间保钓其实从未停歇，甚至出海保钓也屡有发生。但为何最近才被广大人民群众感知呢？答案既简单，也荒谬——现在，到了有关部门向我们展现它是如何收拾烂摊子的时候了。之前对保钓人士的压制，对日本的克制，终于随着新官上任而结束了。结果，我们看到了轰轰烈烈的保钓游行，看到了团结一致的中华民族，还看到了顺手牵羊和打砸抢烧。

或许在有关部门看来，钓鱼岛就是待挠的“痒痒”。需要的时候就挠一下，一旦不需要了，手脚并用，避之唯恐不及地堵住民间的呼声。恰有这么一帮人，喜欢投其所好、喜欢凑热闹、喜欢配合有关部门演戏。正如我不该谈这个问题一般，爱国人士其实也不必太过激动。有关部门或许早想好了避让之道，让你们这么一闹，退路全无。那时，中日恐只有一战；你我，恐只有充当炮灰的份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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