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时政

本来不想越权，绕过有关部门，来谈本不该自己谈的国家大事。但是，又担心《环球时报》等极具代表性的民族主义媒体乱说话，搞出中日必有一战的景象，愚弄百姓，作扬我国威状。所以，还是勉强说说自己并不擅长，且一说就激动、一说就骂人的这个话题——钓鱼岛问题。

作为中国人，我本能地以为实际上不存在所谓的钓鱼岛问题。日本和我们谈钓鱼岛问题，就像有人把我的iPhone抢走后，还跟我叫嚣这部手机的归属权存在争议一样可笑。当然，我相信日本人也是这么想的。谁对谁错暂且不说，争来争去也没个结论。倒不如来谈谈所谓的钓鱼岛问题到底意味着什么，探究一下此番争议到底因何而起。

先看我们不怎么喜欢的日本：

日本文化被人形象地总结为“菊与刀”。唯美的表面下，也有血腥、暴力的特质。中国人在经历八年抗战后，已熟知对手残忍的一面。但是，我们未必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他们自己可能也不了解），未必明白他们国家体系的运作机制，也未必清楚国民如何看待有关钓鱼岛的争议。

在我的“意淫”中，可能许多日本人并不关心钓鱼岛的归属问题。试想，如果不是和主权（权且当做国家的“面子”）相关，那么大点儿地方有谁去争？所谓的专属经济区，究竟能带来多少公海上不能攫取的利益？这些都是疑问。或许只是这些问题，就够让专家讲上一整天了。

套用一首诗来说，“你闹或者不闹，钓鱼岛就在那里”。据相关文献显示，被党唾弃的蒋介石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与罗斯福谈到钓鱼岛等系列岛屿的问题时，曾建议中美共管或国际共管，暂时不收回。1953年，一个美国少将一纸文告，明确表示要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琉球列岛划归美国管理。到1969年，美国人在备忘录里说，要把这些岛归还日本。

诸位如果常看港片，对“保钓”这一说法一定不会陌生。我猜，电影中的他们，可能是在抗议六九年美国这份备忘录的表述。可见，早期的香港人民，虽然在港英当局的控制下，但还是热衷国事、共御外侮。对照现今他们集体上街反对国民教育，忽有今非昔比之感。试问，谁把他们逼上了梁山？

再说我大中华，民间保钓其实从未停歇，甚至出海保钓也屡有发生。但为何最近才被广大人民群众感知呢？答案既简单，也荒谬——现在，到了有关部门向我们展现它是如何收拾烂摊子的时候了。之前对保钓人士的压制，对日本的克制，终于随着新官上任而结束了。结果，我们看到了轰轰烈烈的保钓游行，看到了团结一致的中华民族，还看到了顺手牵羊和打砸抢烧。

或许在有关部门看来，钓鱼岛就是待挠的“痒痒”。需要的时候就挠一下，一旦不需要了，手脚并用，避之唯恐不及地堵住民间的呼声。恰有这么一帮人，喜欢投其所好、喜欢凑热闹、喜欢配合有关部门演戏。正如我不该谈这个问题一般，爱国人士其实也不必太过激动。有关部门或许早想好了避让之道，让你们这么一闹，退路全无。那时，中日恐只有一战；你我，恐只有充当炮灰的份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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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就新闻自由等基础性的话题发牢骚。因为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不需要我去操心，就已自然存在的东西。试想，如果我等一介草民都得关注这些话题了，是不是就等于说这些已经不存在了，这个地方已毫无自由可言了？看，我把你们吓到了吧？

作为一个资深的悲观主义者，我当然清楚自己的毛病在哪儿——眼中总有太多的希望和转机。但各位也知道，这两样东西从不会轻易来到。于是，我只能在一次次的失望中独自舔舐伤口，而后再死不悔改地继续期待他们的到来。结局用遍体鳞伤形容可能有点儿夸张，但用心如死灰来描述，正可谓恰如其分。可能你会问，现实真有这么残酷吗？

前几天《南方周末》的事儿（也被称为“南周事件”）大家可能都知道了。一时间，网民群起抗议，知名人士纷纷做力挺之态，许多记者、编辑的微博也因转发敏感消息而阵亡。整出戏演下来，活脱脱一部《无极》——一篇新年献词引发的血案。在不受我大中华管控的Twitter上，情况更夸张，大量直白、明了的消息像刷屏般蹦出来，弄得我久久回不过神来。

以上，是我标题中提及的“南北皆蒙难”中的“南”。那么“北”呢？别着急，还真有。

一早醒来，就看到Twitter上有一帮人在向《新京报》致敬和哀悼。据说这份看起来一向温和的北方报纸因为不肯刊登《环球时报》关于境外敌对势力的歪曲事实的评论而遭到压迫。其主要领导已向前来逼宫的同僚提出口头辞职，另有一大帮人在旁干掉眼泪却无计可施。经这么一闹，“新京报”三字现在已是敏感词。看，有关部门连“八卦”的机会都不曾留下。

看到了“南北皆蒙难”的事实，相信你也会同意我这种“耸人听闻”的说法。不过，你可能对“自由将陨落”一句存疑。不急，我们一起来看Twitter上某位疑似“境外敌对势力”的网友贾葭的疑问：

我没想到，在胡总还未卸任国家主席的时候，我却已经开始怀念他了。当年江总离任前，被骂得一塌糊涂，结果在和谐社会提出时迅速被怀念。中国模式就是单曲循环模式吗。

正是贾葭的疑问，让我开始怀疑自己这个悲观主义者心中潜藏的乐观主义倾向，怀疑是否所谓的自由从未来到。或者说，它是那种间歇性地往复，不曾真正停留的彗星，以至于陨落之时让我们如此措手不及。又或者说，所谓的自由不过是曹操口称的梅子。我们虽为之尽力奔跑，甚至已感到有些许满足，最终却一无所获。也许，只有有关部门才拥有这个词的最终解释权。

无论《南方周末》和《新京报》生与死，其主要负责人、主创人员会不会被以贪污、腐化或其他名义给秋后算账式的治罪和抹黑，有关部门的“治水”方式已昭然若揭。作为凡人的我，写写文章、谈谈内心深处的想法已是极限。自问没有上街的胆量，没有举牌子的勇气，很是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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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也意识到了，现在说真话越来越难了。要不然，也不会有《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表态要在新一年“努力说真话”了。

有道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真话之难，主要在于它属于“良药”、“忠言”一类，说出来已属不易，别人听着更是疙疙瘩瘩，一时难以接受。汉朝的东方朔有句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意思就是尽量凑乎，不要太过苛刻。否则，没人跟你混。

真话之难还体现在外部环境的压迫上。当你的第一句真话冒出来，却遭遇重重打压，你还会继续犯傻吗？相信略有脑子的人都不会。理想中，真话应该得到鼓励，至少是一定程度上的纵容。就像某人所总结的伏尔泰思想，别人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不能剥夺你说话的权利。而事实上呢？我们都知道了。

只凭《南方周末》与广东宣传部长官庹震的针锋相对就能看得出来——许多时候，人家非但不让你说真话，甚至只是说部分真话，还想法设法替你把话说了，说些违心的话。我很怀疑这位长官是否真的信奉和谐，如果信，也不至于搞出这等不堪之事，令全球舆论界看我大中华的笑话。

迫于压力的我们，自然会想法设法活下来，生命才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南方周末》声明的几经变更，从刚开始的义正辞严，到后来的低头认错。幸好其已被认证的员工声明自己已交出相关微博帐号，对后续发布的内容不负任何责任。否则，我又该开骂了。看样子，现在的南周力图劫后余生，已不是我喜欢和期待的那个南周了。既已不爱，不骂也罢。

话又说回来了，我又凭什么要求人家《南方周末》如何如之何呢？我自己算是一直说真话的人吗？我自己除写写文章外，有身体力行地支持他们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好像都是否定的。

虽然不中听，但我还是想说句真话——我不想指责现今的《南方周末》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它本来就不属于人民，也非记者、编辑所拥有，它一直是有关部门的私有资产。老东家辞了一批不怎么听话的人，想换另一拨更听话的顶上去，也在意料之中。所以，我也懒得批评。

真话之难还有一个颇为诡异的原因——别人假装让你说真话。据说元朝时，文人被压迫得够呛。所以，当朱元璋上台，请大家畅所欲言时，他们以为找到了明主。结果，突如其来的文字狱搞死了他们中的一大批。将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提炼出来，就是当你兴冲冲地提了一大堆意见，自以为会得到重视时，却不知灾难的阴云已笼罩在你头上。而我们的问题也在于，和明初文人一样，生活在一个真假莫辨的时代。所以，基本不确定是否能相信所谓代表人民的各色言论。

明白了说真话难，让我更加敬佩过去的《南方周末》，也让我可以原谅现在的《南方周末》发出的种种令人惊讶的声音。当你任由别人将你放进一个模子时，就不要奢望有自主的可能。镣铐已然戴上，理想的脖颈也伸进了枷锁里，作为被规训得如此彻底的一代，我们已无话可说，更无力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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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都说新浪是有关部门的一件贴心小棉袄，但事实上，人家可穿的“小棉袄”并非只此一件。

今早打开百度新闻，国际版的头条新闻把我吸引住了。光看标题《“民主”的光环救不了印度》，一贯的《环球时报》的腔调。但点开链接，看到来源中所示的《钱江晚报》后，我才知道自己错怪了胡锡进一干人等。这也让我明白，诸多媒体正在前赴后继的应选“小棉袄”之位。

虽然我对“民主”不抱太大希望，但还是世俗地认为，现阶段找不出比它更具先进性的制度了。就连我大中华一直奉行的民主集中制，因将“集中”奉为圭臬，而将“民主”边缘化，也有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或言之，从古到今的多种制度中，绝无十全十美的那一个。

挑刺谁不会？如我这般数年如一日地对有关部门发难，其实并不难。但是，能有实际效果吗？能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吗？其实意义并不大。且来看这篇《“民主”的光环救不了印度》的论点。

其一，虽被西方誉为民主制度的典范，但民主并未改善印度的民生现状。民主对种姓制度和男尊女卑的观念无能为力。其二，西方政治理论一般认为民主制度可有效遏制腐败，但印度的腐败近年来却有增无减。

窃以为，以上批评意见放到任何一种制度下都适用。比如更彻底、更具示范效应的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其一，他们也有底层民众，生活也水深火热。英国原住民对外来人口的排斥，美国白人对其他有色人种的歧视，都可作为“民主无效论”的例证。其二，英国发生在媒体界的丑闻，美国连发的枪击惨案，都可作为放得太开，反而生出祸患的佐证。

然而，这就能证明他们的制度不好了吗？不一定。来看对印度的指责放到我大中华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上会产生什么效果。其一，发生过严重的个人崇拜和“革命”打压，败坏了领导人英明神武的传统形象。其二，食品安全事故和安全生产事故频发，令“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变成一句空话。而这，又该怎么解释呢？难道要归咎于我革命前辈精心创立的社会制度存在重大缺陷？不能吧！

推己及人。别人的不幸和苦难，不能成为我们笑贫不笑娼的把柄。尊重我们并不友好的邻居，其实也是在尊重我们自己。的确，西方有和平演变，有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势力，但面对他们的糖衣炮弹，我们真刀真枪的回应有用吗？类似“民主的光环救不了某国”的言辞，不是成心让人看笑话吗？这么说话，就像别人挖了一个坑，你直勾勾地往进跳那么傻。

强敌环伺，我大中华的确不应放松。但像“什么救不了什么”此等充满了战斗气息的“匕首与投枪”，实际上是没风度，甚至没文化的表现。真想请文章的作者，及背后的有关部门给支支招，什么或者谁能救得了印度，又有什么能够扭转当下中国人民在不怎么幸福的情况下强颜欢笑的生存状态？很多人如我一般，都心存善念，对国家、对体制还抱有一线希望，切不要通过这种罔顾事实，甚至毫无礼义廉耻可言的言语让我们寒意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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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人们知道兰考，是因为焦裕禄。按维基百科记载，这位仅有小学文化的县委书记在肝病发展成肝癌时依然坚持工作，力图将兰考县从“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猖獗，粮食产量全省倒数第一”的困境中拯救出来。

兰考有没有改变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位42岁就已病逝的县委书记，被当时有关部门追认为“革命烈士”。

而今人们议论兰考，则不得不提一个名叫“袁厉害”的女人。这位人称“爱心妈妈”的普通妇女，几年来收养了不少弃婴，却因发生在几天前的一场火灾被推到风口浪尖。

当地有关部门的说法一变再变，从“非法收养”到“私自收养”，再到“暂未发现袁厉害靠收养弃婴牟利”。各媒体在年终往往评许多奖，按兰州民政局的表现，起码也该得个最善变奖吧。

另据袁厉害的女婿郭海洋透露，“当地人知道袁厉害收养弃婴后,有人会专门将弃婴放到她家门口,连当地110接到报警后,也将捡到的弃婴送到袁厉害家中。”。此外，他也想不通当地有关部门为何无所作为。

而有关部门并非真的无所作为。起码在烧死多个小孩的惨剧发生后，当地的临时救助站还是接收了一些孩子的，在新华社发布的图片里，就有一幅表现“一名经历了火灾事故的儿童在兰考县临时救助站的房间里入睡”。

除了将矛头指向袁厉害之外，当地有关部门自然也不会承认自己工作不力，在此次惨祸中负有责任。还是民政局，其负责人强调“2011年设立临时救助点以来，该县共接收30余名弃婴，并将他们送至开封市福利院。”，首开在此番惨剧中表扬与自我表扬的先河。

因此，就不怪新华社批评“兰考火灾事故通报文风怪”了。其在微博上用下面这段文字把该通报冷嘲热讽一番：

兰考“1·4”火灾通报（注：http://news.dahe.cn/2013/01-05/101889070.html）1820字，领导“高度重视”“重要批示”，“亲赴现场”“亲临兰考指导工作”“亲临一线”。“监管不力、有意宽于管理”是漏洞所在。如果加强监管，孩子可能无人收养先后死去，当然不会集中死于火灾，何等冷酷！

诸位可能也注意到了，在各类大小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总是循环往复地做着从抵赖到认错，再到承诺整改，最后到再犯这一系列对普通民众毫无意义，但却有助于领导平步青云的无用功。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这一行为模式在很久之后依然存在，并将深刻改变民众与有关部门的相处之道。

这些日子看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看到了学校、医院、工厂和监狱的相通之处。联想今时今日有关部门的做派，可不就是把民众当规讯对象吗？占用我们的一切时间，灌输各式各样的“主旋律”，在树立高大全的同时将责任撇得一干二净。还强迫我们参加某些活动、观看某些仪式，以建立所谓的认同感。而如袁厉害一般的普通人，则完全没有自主、自立的可能，只能任人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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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南周事件的主角之一，那位名唤“庹震”的领导终于出了名。

按维基百科所载（http://zh.wikipedia.org/wiki/庹震），这位五九年生，八二年毕业的老党员，也曾是一位媒体人。

1982年，庹震被分配到《经济日报》任编辑；6年后，升任记者部副主任；1993年升为主任；1996年，升为副总编辑；2005年，官至总编辑。2011年，他从《经济日报》调任为新华社副社长。根正苗红的他，在1年之后，终于名正言顺地踏上仕途，调任广东，职务是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省委宣传部部长。

也正是最后一个职务，让庹震卷入这场与《南方周末》，乃至全国媒体同仁的战争。而今，双方的攻防还在继续。

在此之前，不认识“庹”字的大有人在。即使是教人识文断字的语文老师，也未必知道它发“脱”音，三声。而现在，你要是不知道“庹”字怎么念，那就明显与网络世界脱节了。至少你该知道，别人说的“一坨屎”指的是谁；也该知道，人们或明或暗点出的“尺度”讲得究竟是何许人也。

这些天来，原、现《南方周末》的记者、编辑和其他员工，以及南方系其他媒体人，无不表现出悲愤之情。别的媒体和同情者们，兔死狐悲的情绪愈加强烈。如我所说，他们八仙过海般地或明言、或暗示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

对此，FT中文网的专栏作家徐达内早为我们罗列如下：

1月2日深夜，朝日新闻中文网的微博将“庹”字和“南方周末”结合起来，形成一幅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漫画（http://1.t.qq.com/p/t/205656109899742）。

1月3日下午，VISTA看天下的微博教认“庹”字，其“你可能不认识，但是它存在”的说辞，令人不寒而栗（http://weibo.com/1323527941/zcKGVCIUm）。

凤凰周刊的微博从1月3日至4日晚11点，有6条微博和南周事件有关。其无论是教写贺词的人常识，还是引用庹震的旧作，冷嘲热讽之意十足。顺便提一句，这段时间里，该帐号只发布了9条微博（http://e.weibo.com/fhzk）。

而据信创意最早、最受追捧的财经网的那条微博，早已消失不见。我从达内兄的文中摘录如下：

【微字典*庹】读[tuǒ]。1、中国一种约略计算长度的单位，以成人两臂左右伸直的长度为标准，约合五市尺。2、姓氏。微释意：每个人两臂左右伸直后所得的“一庹”，大体相当于自己的身高。此字应是对每个人的一个提醒：手伸的再长，也会有极限，无法超过自己生就的尺度。非要还往长伸，往往自取其辱。

直至现在，我看到的现象是封锁依旧、抗争依旧、绝望依旧。不知达内兄的《媒体札记：梦的尺度》一文（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8293）还能存留多久，不知中国媒体的尺度究竟路在何方。

窃以为，领导干部伸手管点事没错，甚至多管点也行。但与权利相伴相生的是义务，而非霸道。而今，庹部长底气十足地改了“亡命书生”们的新年献辞，最终导致积怨爆发。虽然不抱希望，但还是希望“尺度”此番不再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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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粱美梦”这个成语来自唐代《枕中记》一文，讲一个书生梦到自己发达了、被陷害了、被平反了、风流了、老了、病了、死了……醒来后发现这不过是个梦，短到连一锅饭还未做熟。历经荣辱洗礼的书生，不免怅然若失。

诸位可能觉得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甚至还有点小笑话的意味；实则不然——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书生，虽然心生遗憾，但还是有所感悟。他对点化他的吕姓高人说了这样一番话：“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

后来，“黄粱美梦”被广泛用于形容一切不可能发生之事，可谓极尽嘲讽之能事。同样能表达这种意味的还有“南柯一梦”、“春秋大梦”等词，但其中有顿悟之意的，唯有“黄粱美梦”。

近来，《南方周末》的一群书生因为新年献词被有关部门给狸猫换太子而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看网友私下传的一份据称来自“南周编辑部”的声明，似对有关部门还有幻想。而这，让我想到这几个冷嘲热讽的词。可用于这一件事的，恐怕只有“春秋大梦”了。

之所以如此刻薄，全因南周书生们的幻想。试问，有关部门有错吗？当然没有。他们会调查、会道歉吗？也不会。君不见大大小小的煤矿安全事故，面对高层的严厉问责，全国媒体的口诛笔伐，有关部门做过什么吗？他们还不是该瞒报的瞒报，该封口的封口？在一切声称负领导责任的人还逍遥法外时谈调查、谈悔改，这不是把普通群众当瞎子耍吗？

将黄粱美梦这个发生在唐代的故事对比相隔千年后今天的审查攻防战，虽主角同为书生，但境界却有高下之分。

起码，黄粱美梦的主角还知反省；而南周的书生们，却只想讨回公道。有道是哀莫大于心死，看这些书生的态度，好像心还没有死。若要我说，你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又如何与有关部门一战呢？面对疯狗的攻击，如果我们自我定位为书生，就注定打不赢。

某位领导曾有“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实践，也同样有“持久战”等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照我说，面对强敌，南周的书生们也应做好准备。其一，底牌不能只是声讨，还得有更激励、有奏效的手段。其二，做好持续战斗的准备。

为何我会照搬人家的“持久战”理论？其根源是我奇怪的预感，而引发这一预感的直接原因是各平台微博的搜索功能。上午还能找到些蛛丝马迹，而下午，就已显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南周编辑部”搜索结果未予显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份声明中有一条要求“立即开放因讨论此事被禁的微博账号”。这难道不是隔空回应？

从南周事件我们能看得出来，舆论环境已恶化到连被欺负到噤声的书生们都忍不住了的程度。书生们的反抗，和整个网络界一面倒的支持声浪，都令有关部门的封口变得毫无意义。但改变能否从此开始，我仍不抱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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