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艳其人其事——评《编译局言情录》

那份长达128页的PDF文件我看完了。在这部名为《编译局言情录》的“巨著”里,不仅有衣俊卿和常艳床上那点事,还揭露了官场内斗、文人相轻的种种黑幕。

作为把一位副部级高官拉下马的反腐斗士,常艳本人的品格谈不上优秀。那么大岁数了,真性情在最后爆发时才显现出来。之前的她,不过是循规蹈矩的小人物,任人摆弄而已。从她思量衣俊卿要钱还是要人这一点来看,其手法已然纯属,不像是初犯。当然,这可能与她已经结婚生子有关。已为人妇、人母的她,在价值观上可能有一些转变。

各位看清楚咯,我说常艳不好,是在嘲讽过官场是非、高层内斗之后,也是我通读全书(文)后得出的比较理性的判断。对于官员和女性之间的暧昧关系,我向来是先谴责前者,再评价后者。如果官老爷们没有不当需求,就不至于授人以柄。在此基础上,再看这些或可悲、或可气的女性,她们究竟是被人利用、受人威胁,还是自己贪慕虚荣、崇拜权力。前者,给予同情,希望其能改过自新;后者,送上祝福,但愿其能有善终。

就常艳而言,之所以攀上衣俊卿这个半大不小的老头子,主要是为了编译局全职博士后一职,进而获得该职位所附带的进京等待遇。在与衣的沟通过程中,双方逐渐形成共识——以肉体和金钱换取“功名”和权益。

我这个自诩淡泊名利的人,自然理解不了为何有人会对一个博士后岗位,和一些莫名其妙的权益争到头破血流的地步,甚至还因此搭上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也许,这就是我脱离体制的原因,也是我不谙世事的“高明”。在常艳等人眼里,生活就是一场比赛或战争,只有胜利者才能昂首挺胸、高高在上,其他人只能仰视或俯首称臣。实则,生活所凸显的棱角没那么尖锐,你死我活的激烈并不适用于人与人的相处之道。

起先的常艳,有明确的目标——成为编译局的全职博士后,并获取一切权益。但经过与衣俊卿的数次交欢和交谈,她对衣产生了感情。原来的单纯利益交换变成现在的情感输送、回馈。因此,她开始关心自己在衣心中的地位。由此,她从蛛丝马迹中察觉到小三、小四,乃至小N的存在,进而牵扯到张梅、张欢等几个或文艺、或装纯的女性。

诸君,千万不要小看妒火中烧的女人。常艳在扳倒醋坛子后,开始像疯狗一样(此处仅为比喻,别无他意)四处乱咬。不仅张梅、张欢被骂,差一点连衣的第二任夫人——李小娟也被“真情”对话。我想,谁是衣俊卿,都受不了这般折腾,更何况他还有高血压等富贵病在身。不过,我很纳闷,为何他有拿出一百万的财力,却没雇人处理此事的冲动?难道这就是真爱?

战争还是爆发了。常艳最终选择网络作为倾诉和报复的途径,将他和衣的情事捅到网上。正是这篇长文,点燃了网民久被压抑的热情,也让一些以传播禁书、禁闻为业的网站热闹起来。想我编译局地位神圣,其一把手竟然难保纯洁本性,这让我等一贯学习马列主义的年轻人情何以堪。难道,我们学的经典都是这帮诲盗诲淫之徒编出来的?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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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雅的反腐路

雷政富并未成为绝唱,后继有人也并非传言。通过罢免、逮捕等手段,外界早已得知,和张红霞等几位传奇女性不清不楚的大有人在。现在说是有十几个,而据手中握有视频证据的爆料记者朱瑞峰讲,还有几位厅局级的干部没被揪出来。就在前些天,这位记者还曾被带到派出所询问了好几个小时。出于职业操守和对线人的保护,他并未透露视频和相关消息的来源。

对于朱瑞峰的坚持,有关部门显然并不认同,重庆方面发布消息称:“朱瑞峰的视频系肖烨敲诈勒索犯罪团伙成员许社卿向其提供,其有义务配合调查,提供证据。”争议就这样产生了。

因为不确定法律如何规定,我也不好意思引经据典,只想按常理来理解,甚至化解双方的矛盾。无论记者还是警方,在赵红霞等人与一众官员的不雅视频的问题上,目标应该是一致的——反腐败。记者曝光视频也好,称自己握有视频也罢,都是为了督促警方的侦破行动。而重庆方面发不发声明,都应该首先公布相关官员的涉案情况,甚至细节,以安民心。

我猜,神通广大、耳聪目明的有关部门一定注意到了,在既往的牵涉官员的不雅视频事件中,少有人站出来指责拍摄者、传播者,大家的注意力一般都集中到官员的无耻行径上。

鉴于此,有关部门何不顺应民意,先对涉事官员做出处理。起码应该公布他到底祸害了多少妇女,贪污了多少钱财,挥霍了多少,追回了多少,子女、亲戚因此得了哪些好处。就算要和参与拍摄、传播视频的人算账,也不着急这一会儿吧?另外,有关部门的动作、言语可以像婉约派学习。比如“控制赵红霞”这件事,就不能换成“登门拜访,向赵红霞了解情况”?权威不是通过措辞强硬来表现的,点点滴滴的细节注意不到,就别怪民众反感。

利用陷阱来获取证据,其本身就有悖常理,虽执法部门常用这一招,还美其名曰“钓鱼式执法”;但普通民众毕竟身份低微,怎能擅闯雷区。尤其偷拍床笫之间的风流事,更是一大禁忌。从反腐角度看,偷拍有其正义性,但这种毫无底线的行为,不但会危及官员的仕途,商人的钱途,也会让你我等普通人活在惶恐之中。更别说偷拍之后的勒索,那是你我等草民百姓能承受得起的吗?因此,我支持有关部门追究这帮人的责任,但是我认为时机不对,以至于将原本程序正义的事情蒙上了打击报复的阴影。

在这场民众反腐心切与警方执法意浓的冲突中,我领悟到,反腐路漫漫,而且在近百年来说,基本看不到尽头。

首先,体制不会大变。权力的寻租通道依然向不法者敞开,没法在台面上正常协调的事情,必然会在权力的黑市寻求解决之道。金钱、美女,甚至美男,花样翻新,必不乏中招者。其次,人性不会大变。贪婪还会是我们前进路上的主旋律,基于体制的变相鼓励,权力成为壮胆(阳)药的历史不会就此终结。最后,民众八卦的心不会变。从闻一多演讲到现在,花边新闻总为人津津乐道。再清正廉明的世界,都少不了大家那颗猎奇的心。有此需求,还愁没有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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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谈高考:失焦的聚焦

经历过高考的人,自然晓得个中利害。时过境迁,我们当然能淡然视之,对其微微一笑。然而,还是有人放不下、看不开,比如广州政协的杨委员。他的观点,表面上看个例,实际却颇具代表性。

一向“挑唆是非”的《南方都市报》在其官方微博发了这么一条消息:

#广东两会微互动#【高考低于375分不该上大学?】省政协委员、广州大学教授杨木壮建议,高考应设375分最低录取线。他说,低分考生不适合读书,不是说他素质低,而是更适合干其他工作。加之低分考生一般只能上质量不高收费高的学校,家庭负担大,毕业后就业压力也大。但林海龙委员则认为教育不应设门槛。

在各大门户和知名微博主的努力下,人们的注意力被成功地吸引到内容的前半部分上,即那位身为教授的委员要给高考划定最低录取线。至于另一位委员林海龙,因为观点太过正常,不具有引起争议的潜质,已被无视。即使他的观点在彼时有占了上风的可能。

抛开杨委员胡诌什么且不提,光是各种“去芜存菁”的传播所激起的网民的反应,就能看出当下媒体环境有多恶劣。也可能在其他任何时候,这环境也好不到哪儿去——不正常的现象为人关注,进而成为新闻,这是永恒的规律,而人们不过是按规律办事。

实事求是的说,杨委员那番为高考划定最低录取线的话,够偏激,也够让人气的。尤其一些曾经没有达到这个分数线,却如愿上了大学的人,恐怕早就恨得压根儿痒痒。杨委员如果早得了势,很多人的未来恐怕都会被这柄悬在头顶的“375分”利剑给活生生砍断。如果一个人决意要毁掉你的一生,你会怎么办?恨他算是轻的了。我以为,任何一个正常人恐怕都难以遏制心中的愤怒,进而发生一些可称之为“人身攻击”的行为。

我们也要看到,这位教授委员之所以招人恨,并不能将原因单纯地归结于观点偏激,我们还得看看这些年教授、委员这两个群体都干了什么好事。

大家都知道,教授们不仅经常在学术上跑偏,还将手伸向了或许还很单纯的女学生们。擅长以电击治疗网瘾的杨永信教授,和曾经的马列主义学术带头人衣俊卿老师,都很有代表性。

而委员的队伍,最近更是不太平。一个喜剧明星,一个三级片女主角,都在最近“位列仙班”。看到这些亦庄亦谐的新闻,我已很难不再怀疑,某些委员出头露面的原因似乎只有两个——名气,更大的名气。

在杨委员比较完整的观点里,还有这么两句不得不提的话——“低分考生大学毕业后,往往没有技能,难以应对激烈的就业竞争。最后,很多这种情况的学生容易‘眼高手低’,从农村跑到城市,不利于社会稳定。”

想我们村里人,好像也没怎么惹别人,为何总受到这般待遇?如果学校、农村、城市本身没问题,为何要担心毕业没工作,发愁由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呢?教授、委员们应该更关心这个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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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的序言

初次听说“房妹”、“房姐”、“房叔”和“房爷”等怪异的字眼,就想再度感慨人们的日常用语竟如此贫乏,可怜那代表高富帅的“房”字,继“最美”烂大街之后,沦为下一个受害者。

可在看过那么多新闻后,对“房”字有了新的感悟,并开始反省自己——心眼儿太小了,居然连这么一个意义深远的词也容不下。房这个、房那个的,在当今社会,已成为反腐利器之一,而且颇有单田芳在评书里形容得那种沾上就死、碰上就亡的神勇架势。

不敢想象,如果没有“房”,那些隐藏在为人民服务队伍里的蛀虫们,过多久才能被揪出来。或许,没有东窗事发的他们,依然会扮演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只可惜,“房”字一出,个个原形毕露。揭下面具的他们,不过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伪君子。

即使自己出身卑微、钱少人傻,我也从不眼红别人花钱买房。因为我觉得那是人的正常需求,有钱完全可以在法律和道德的范围内为所欲为,要不然谁还有赚钱的兴趣。然而,若利用手中的钱做一些逾越规矩的事,我会非常看不惯。

这些看不惯的人和事中,以“房爷”和“房姐”为最:

去年,就有胆大的媒体援引网帖委婉地写道:“网曝深圳南联社区村干部周伟思在当地拥有住宅、别墅、厂房等超80栋,豪车超过20辆,估计资产超20亿元。”此人,就是“房”字辈里的天字一号。

比他捞得少点儿,但影响更坏的莫属“房姐”了。来看这位——龚爱爱,陕西榆林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榆林市人大代表,据说有4个户口,在北京有20余套房产,价值近10亿。

没上述这两位“牛”,但能排得上号的,还有“房妹”、“房媳”两位。其中,“房妹”以一人拥有11套经济适用房,2个户口的惊人能量红遍网络。后证实其父也涉及贪腐。而“房媳”,不仅有个好公公,自己也身为纪委干部,可她依然不惜以身犯险,在山西、北京两地都弄了房、上了户口。

想必国家在推行严厉的人口政策、户口政策之前,会有一系列举措来防范类似于“房姐”等事情的发生。然而,现在看来,权势才是钻“政策”空子的首恶。遍历这些跟“房”不清不楚的“红人”们,哪个自己或家里没点儿关系?哪个没利用手中的权力搞点儿下三滥的事儿?

房本是个简单的命题,但在权力这根金手指的点化下,它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房地产商用房子换来了官员的默许和放任,官员们利用房子温暖亲情、收买下属和情人的心,官二代们利用父母手中的特权,让房子变成一个雪球,在大千世界里滚一滚,变有了钱、有了女人。

没记错的话,我们是在建设和谐社会吧?在这个一套房子逼死人、几套房子害死人的时代,就算你我有和谐之心,还敢发和谐之力吗?无疑,房子害了一批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他们自己害了自己。谨以此文,送给房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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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信与审查

早年间就听人抱怨:一群五六十岁的老头子决定全国人民看什么电影、听什么歌曲。这么些年过去了,审查有增无减。每逢过堂,大小片商总像被剥了一层皮一样哀嚎不已。我以为,这些不差钱的金主,终于遇到了能炼他们的三昧真火。可我没想到,这把火竟能烧得如此持久、猛烈。

据说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电影是分级的。孩童能看什么、少年能看什么、成年人能看什么,都有明确规定。当然,这个规定也是一个可执行的标准。而在我大中华,标准与心情有关、有高层态度有关,但与内容本身有关。即便你内容很主旋律,但只要触了某些人的霉头,还是可能被毙。

我曾阴暗地设想,如果有中国版的《洛城机密》,必不能公开上映。敢说我大中华警界腐败?直接让你丫闭嘴,甚至剥夺从业资格,踢回老家种地去。类似于《绝望主妇》等电视剧,明显与我主流价值观不符。尤其Bree滥交的剧情,更与我温良贤淑的传统女性形象相悖,估计得从片中删除。

至于其他影片里下到公务员,上至总统的沆瀣一气、集体腐败的情节,更是不可能出现在我们的电影里。谁让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光辉历史的文明古国呢?谁让我们在潜意识里对这些非主流的正常现象有着不可说的洁癖呢?审查制度的诞生和延伸,本身就是一种文过饰非的自我掩盖。

从电影里剔除糟粕,被久藏于“温室”的我们就不会被影响、受毒害了吗?非也。君不见女博士常艳那部十几万字的《编译局言情录》,以纪实的笔法、形象的描述,毁了多少纯情子民对有关部门、对高层的良好印象?又将多少长在红旗下的卫道士的价值观迎头击碎?

窃以为,不仅财政可以转移支付,精力其实也可以。在这个值得探索的话题中,隐含着能量守恒定律。我们在各色伟光正的文艺作品中省下了挖掘假恶丑的劲儿,这部分精力就会自然而然地转移到研究现实上。结果我们发现,所谓来源于现实的作品与现实无关,现实已彻底沉沦。

各种审查当然有其好处,例如:可以有效维护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权威,可以牢牢掌握舆论导向等。但是,审查的负面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引人发笑、令人深思的内容被全数拿掉,只剩一具毫无意义的肥皂泡式的躯壳留在那里。试想,情绪若无出口,岂不只能爆发?

别看有关部门总吵吵着建设精神文明,但审查的大棒从未停止挥舞。虽然表面上看来全国上下一条声,但真实情况却是不同的声音被压制,不会被普通民众接触到。手段单一、形式枯燥的宣传,粗暴式的填鸭,偏听偏信的暗无天人,都可能让人觉得反胃。

我不反对审查,因为我觉得这是社会形态的必要成分。不规矩、置别人生死或感受不顾的大有人在,需要有一个制度、一群人去维护正常秩序。但是,这个维护的过程起码应做到公平、公开、公正。标准是什么,谁说了算,得让外人看清楚,免得我们闲来无事、说三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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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过度的高风亮节

一则新闻,让久违的诧异浮现在我脑海。关于老干部如何高风亮节的故事我见多了,但看到级别这么高的,还是忍不住胆战心惊。新闻通稿上简简单单一句话,背后得有多少权力和利益的博弈?论资排辈,有我们说得那么轻松吗?出场顺序,有我们以为得那么简单吗?

窃以为,某位领导虽然声誉不佳,但有一句话说得颇有道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还得补一句,更没有无缘无故的退让。所谓的谦和、高风亮节,多半都有内幕可挖。只不过,这回的“幕”略显威严,令心生好奇的一干人等不敢靠近。

老故事了。曾经的风云人物龙永图谈起他的入世谈判经历,我领会主旨后演绎如下:准备退四步时,先向前迈四步,待对方颇有微词后,再行退让。如此,既让对方感到你的确有所妥协,又不伤及己方核心利益。

以我坚持多时的阴谋论来分析,老干部的高风亮节,似乎和龙永图式的妥协有相似之处。别看人家退了一大步,实际上获得的东西却是你前进一公里都不会得到的。身居高位,一举一动都牵扯众人的目光。若你有这样“急流勇退”的机会,或收到类似的暗示,会不会也演这么一出戏?

稍微往好处想。人家虽曾位高权重,但心灵依然纯洁,知道何时应全身而退,更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退出幼稚的“排行榜”,就是人家立志要做,且理所应当该做的事情。人家是什么级别,能让我们这些乡野俗人讽刺占着茅坑不拉屎吗?当然不能。

现如今,这理应如此的分内之事被人捧为高风亮节,还被各色新闻屡屡强调。似乎这不仅体现了老干部思想觉悟如何之高,更象征着“小”干部们取得了“艰苦卓绝”的胜利;似乎这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顶高帽子。它戴到老干部头上的那一刻起,就不仅是一种赞誉,更是一种道德的定型和捆绑,让他老人家再难自毁长城。看来,这帽子里或许还藏了一张“请自重”的小纸条。

看了那么多书,读了那么多故事,但想找出名副其实的“高风亮节”也得费一番功夫。按照我对它的期待,“高风亮节”起码应该符合“本不该他做”和“出人意料”两个标准。

如果这件事本就是他该做的,他做了,却有人吹捧为“高风亮节”,这不是别有用心吗?如果他把这件事做得中规中矩,并未超出期望,那也最好别用“高风亮节”来形容。要不然,矫揉造作的痕迹就太明显了。只可惜,在衡量“高风亮节”的标准的大讨论中,我是一个彻底的少数派,大部分人和我意见相左,且有一发不可收拾、越用越顺手的架势。

将一次相互妥协的结果吹捧为高风亮节,充分体现了某些人的短见和虚伪;将一次胜利果实的炫耀包装为高风亮节,也让一些人的心思欲盖弥彰;将一件合情合理的事吹到天花乱坠,并非用高风亮节不过瘾,更让一些人的吹捧上升到无极限的新境界。那么,我也高风亮节一把,就不指名道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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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梦醒朝堂乱:中央编译局衣俊卿落马记

一个专门出口思想的有关部门——中央编译局近来出事儿了,其主要负责同志衣俊卿因为和女博士常艳的风流韵事,被罢了官。

说实话,在相关新闻爆出之前,我并没有听说过衣俊卿。对于中央编译局的印象,也一直停留在其是出版各式专业学术著作的伟光正机构上。然而,梦终究有破碎的那天。

看到衣俊卿因生活作风问题被拿下之后,我本不以为然。但无意中路过某号称海外新华社的网站时,忍不住八卦一下,手贱点了链接。奇怪的是,彼时那条新闻竟然无法浏览。无奈,我只能复制了标题Google。结果,我不仅看到了略显不堪的故事梗概,还看到了书名。由此,我这个好奇心极重的人,竟然找到了这本名为《编译局言情录》的“长篇”巨著。

女博士常艳这十几万字的《编译局言情录》,还有个副标题:“一朝忽然京梦醒,半世浮尘雨打萍——衣俊卿小N实录”。其他理解起来没问题,重点解释一下“小N”。若你知道“小三”、“小四”等专业词汇,再看“小N”也许就容易理解了。由此可见,衣俊卿老师生活作风不但有问题,而且问题很严重。衣老师不但在精神层面维持着小康理论,而且在事实层面率先过上了一夫多妻的生活。怪不得人们拼了命当领导,看来好处真是不少。

2011年3月,衣俊卿和常艳相识于一次脱产博士后的面试。之后,两人“感情”一路升温。从2011年12月到2012年11月期间,两人在不同地点开房17次,遍及西西友谊、洪城铭豪、山水宾馆等各处。

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有为青年,我并不想将太多精力放到衣俊卿和女博士的淫乱史上。这种诲盗诲淫的事儿,我见得多了,自然也有免疫力了。我最关心的一点是,当女色面对权力时,陪睡竟只是女方的一厢情愿。从“小说”中我们能看得出来,衣老师并没有立刻上了女博士,而是在相识半年多后才“羞答答”地滚了床单。可见,女方在陪领导睡这种事上,毫无话语权可言。

低声下气固然是敲门砖一块,而金钱也是必要条件之一。女博士常艳在几次接触之后,就送了一万块钱给衣俊卿。虽然义正词严地表了态,但衣老师还是收下了。不过话里话外,嫌少。也就是在这之后,常博士才动了陪睡的念头。而因为前列腺肥大、钙化,导致射不出来的衣老师,竟也没有拒绝。床边放着高贵的理论资料,床上开始一试深浅。我想,这也算中国特色吧。

常博士送钱、陪睡,似乎只为了两件事——其一,捞得北京户口;其二,成为中央编译局的脱产博士后。如果衣老师有点儿良心,太太平平把事儿给办了,就不会有此是非。可惜,贪财贪色的衣老师虽身居高位,但事儿究竟没给办成。女博士一怒之下,威胁其要说出实情,衣老师被迫拿出一百万来封口。如果事情到此结束,我等平民百姓也就没有透视高层内幕的机会了。幸亏女博士出于“抑郁”或某种理由,将其亲身经历写成“小说”,还发表在网上。也就是这部“小说”,让这位副部级干部骤然落马,罪名是大而化之的生活作风问题。一出部级闹剧就此结束,但谁能保证未来不会有更荒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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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烟弥漫几时真

这话又得从我这个资深怀疑主义者的性格说起了。惯于怀疑一切的行为模式给我一种感觉,中日之间的剑拔弩张,表演的气氛浓了点儿,而实际可操作的空间却很小。除了打就是不打,为何双方都要浪费时间耍嘴皮子呢?

之所以这么说,有部分原因是我不懂什么叫博弈,也看不明白在双方较劲的背后有哪些利益纠葛。而我一旦懂了,或许就能泰然处之了。不过,这可能是以抛弃纯真心灵为代价的。所以,我还得仔细权衡一番。

我理解,就像我以卖文为生一样,有很多人是以耍嘴皮子为业的。政客这一行,更是如此。而他们之所以精于此道,有赖于人民宽厚胸怀的包容和忍让。每当我们拿“忍忍就好了”之类的言辞自我安慰时,别人的得寸进尺就要更进一步。试想,若不是我们的肚子里能撑船,别人至于爬到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吗?也许,这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典例证吧。

中日因为我们假装不存在的“钓鱼岛问题”争得热火朝天。中国方面,先是海监船巡航,再是战斗机巡逻,颇有誓将钓鱼岛重新纳入囊中的劲头。而日本方面从口头警告到围追堵截,再到以发射曳光弹相威胁,态度逐渐强硬起来。中国军方人士继以“日本敢打曳光弹就是‘打响第一枪’”回应。一时间,火药味儿十足,连我这个局外人都看了都心悸不已。

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担心擦枪走火,要不要相信中日必有一战的惊天论断呢?我的意思是用不着。政客的话,既有值得相信的诚恳和惊悚,也有不能全信的动机和出发点。他们为达目的,对同僚都能痛下杀手,更何况是对疏离的敌人和懵懂的良民呢!尚有任人宰割之忧的我们,又何苦为了一些子虚乌有的空谈而担心呢?肉食者虽鄙,但该他们承担责任时,理应被推到最前沿。

如今,国内被营造出这种气氛来,并非偶然。这种云里雾里的“硝烟弥漫”之象,与《南方周末》事件颇为相似——都是有关部门精心策划的结果。估计在此时,总的操盘手——宣传部门正在加班加点,炮制一篇篇言辞犀利的讨伐文告。只有这样,才能让全体人民看到,你需要我们。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明白,在“南周事件”之外,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在新闻自由之上,还有更迫在眉睫的局势酝酿。于是,焦点就这样被转移了。

我本无意一再质疑有关部门。因为我觉得好话不同于谎话,说过几遍之后就陈词滥调了。但是,有关部门种种可疑的作派,让我一忍再忍之下,还是走向忍无可忍。李敖曾说台湾是中国的“卵葩”(俗称:蛋蛋),美国捏一下,中国就觉得疼得受不了,忍不住大叫一声。若将这个形象的比喻放在钓鱼岛问题上,你会觉得同样适用,甚至有种量身定制的错觉。

日本占了小岛那么多年,也没见有关部门像如今这般使尽手段,将“严正抗议”的态度通过各种途径传递给人家。倒是一个没什么意义的国有化,在中国朝野上下激起一片反弹。可恶的小日本,你既然捏了人家的蛋蛋,就等着人家跳着脚骂街吧。我想,现在日本人应该充分认识到我中华上邦的威严和可怕了吧?他们应该被各色媒体的好战理论给吓倒了吧?或许在“操盘手”看来,至此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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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工种:辟谣、火化、道歉

从山体滑坡发生到辟谣说与采矿无关,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地质灾害应急专家组只用了短短几天;从火化遇难者遗体到“诚恳道歉”,云南镇雄县有关部门只用了短短几个小时。

感慨专家越来越有效率,更惊讶于有关部门摒弃了官僚主义,行事如此之高效。记得之前有大桥垮塌后,专家们吃个饭、开个会,就迅速给出事故与桥梁质量无关的结论。当然,也不乏有关部门死撑着不道歉的生动案例。

虽然我对专家、有关部门多有不满,但往好的方向想,这也没什么好。比起没什么解释,却一意孤行的打压《南方周末》,比起被误判,接着枪毙的好几个人,镇雄的生者、死者都算幸运了。

我知道,此刻比谁惨没有意义;我也看得出来专家、有关部门在面对民怨沸腾之时也有所进步;但是,如果这个进步的代价是真相的掩埋和有关部门的胆大妄为,那就毫无意义了。

说来也巧,专家们的表态再一次与常识相悖,他们认为:根据现场调查及滑坡成因分析,没有发现此次滑坡与采矿活动有直接关系。滑坡区地质环境条件差是滑坡形成的内在因素,连续的雨雪天气是滑坡发生的直接诱发因素,因此,该滑坡灾害为云南省冬季因连续雨雪天气导致的自然灾害。

作为非专业人士,我从不怀疑冬季会发生自然灾害;但看到专家如此急切地表态,心里很不舒服。怪不得有人调侃,美国塌了一座桥,专家们得忙乎好几年才能得出结论;而中国,专家团只要被招待好了,甚至不需要去现场,就能说出有关部门爱听的话。

相比专家眼里只有钱的坏名声,镇雄县领导这回总算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如此之快的道歉,平息灾民的怒火。可当我们发现这背后的原因竟然是有关领导在死者遗体被强行火化之前就给过类似承诺,会不会有点不是滋味呢?来看《新民晚报》记者的现场纪实:

其他几名政府官员安抚遇难者家属时,雷楚英(镇雄县副县长)走出去到走廊转角处打了一个电话给镇雄县民政局局长。挂上电话后,他回答了记者的问题:“遗体确实全部火化了,这一点,我们会向家属们道歉。”

专家不被大多数人认同,这一点已成共识。而有关部门呢?在过去官民信任出现裂痕的基础上,再度生出事端。此次镇雄县的所作所为,令我再度发现自己的幼稚——竟将人家极可能是猫哭耗子的假慈悲当作一回事,甚至上升到执政意识进步的高度。现在回过头来看,此类进步不是另有隐情,就是需要我们付出极高的代价。

看着专家和有关部门联手将辟谣、火化、道歉等一系列动作做到天衣无缝,也不得不佩服他们在如今这个网络时代有如此之应变能力。但是,当他们将这一切做到极致,我们又不能不害怕。试问,当今世界,除了专家和有关部门,还有谁会忙着置黎民于倒悬,推大众入火坑呢?我们得从和谐的梦中醒来,清醒地认识这一切,即使它面目狰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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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记者的下文

早在2012年2月24日,一向伟光正的CCTV在《焦点访谈》中播了一则关于家乡的新闻(http://news.cntv.cn/china/20120224/121962.shtml)。

我还记得,上一回播关于清水河县的新闻,是因县医院血液污染,变成了艾滋病传染源。此番,常拿“以事实说话”自勉的《焦点访谈》也没令人失望,播出了另一则事关清水河县的新闻——假记者。

这则新闻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几个自称记者的人打算敲诈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窑沟乡刘胡梁煤矿24万而未遂。

作为国家级的舆论宣传工具,《焦点访谈》的觉悟自然不可小视,来看这么一段引语:“记者的职责是反映社会生活,报道事实真相。最近,有不少基层单位和工矿企业却反映,一些自称是记者的人找上门来,说是要进行采访报道,但其实,却既不采访,也不报道,一上来就开始做交易、搞敲诈。”

我家乡的刘胡梁煤矿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来看其副总经理孟泉是如何描述事情发生经过的:

这三个人自称是来自内蒙古工商报的母瑾、中国企业新闻网内蒙古频道的王俊涛及中国法制监督报的常军,他们很明确表示是来做负面报道的,因为一些农民向他们反映了问题。然而,接下来的事情让人感到有些蹊跷,据孟泉介绍,“记者”先是给他拿来一份报道样稿,并称这个清样是负面报道,如果他们的态度有转变的话,这个报道也可以做成促进型的正面报道。而这个态度的转变就是要对“记者”有所回报,随后他就和“记者”进入了讨价还价阶段。最终,经过一番博弈。双方以24万的价格成交。

孟总还说,他遇到假记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相信《焦点访谈》定然所言非虚,刘胡梁煤矿的孟总也肯定是见过世面的实在人,面对镜头,不太可能说假话。基于此,我正好有俩问题要问:

第一,遇到假记者已不止一次的孟总,此前是怎么处理的?为何这回就“缴枪投降”了呢?

我先试着回答一下。有道是打蛇打七寸,此番受制,答应给人家20或24万作为封口费,刘胡梁煤矿应是被抓住了要害。从孟总联系警方报案、设局抓捕等操作手法来看,“已经不是第一次”之说非常可信。这让我想起栽在360公关费案件上的知名媒体人刘韧,他和这三位假记者的遭遇何其相似。对方看似妥协的背后,其实早布下诱捕的陷阱。《焦点访谈》不妨追问,这个要害到底是什么?

第二,孟总转述假记者们所言“一些农民向他们反映了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观点一向犀利、调查一向深入的《焦点访谈》编辑、记者,为何不继续深挖了呢?我猜,“真”记者们没到刘胡梁煤矿周围实地调查过。要不然,也不会对农民到底反映了什么问题漠不关心。那骇人听闻的乱采乱挖,那堪比京城近日之污染的生态毁灭,记者们可曾亲眼目睹?虽说“以事实说话”,但顾此失彼的事实,是不是更像给意欲揭露真相的人发出的“警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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