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级以来，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来自内蒙古当地的一份报纸，乃是一个本土白酒品牌的广告词——“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不仅是货，就是人和事，也同样适用于这一“定理”。有时候，别人怎么说，你暂且搁下，不妨缓一缓、看一看，理论对照实践，比一比。再怎么金玉其外，一般都盖不住那内里的败絮。俗语有云，说曹操曹操就到。说“定理”，就有现实的例子可供参考。来看下面一段新闻：

日前，中央组织部新闻发言人公布了国家统计局所做的2012年全国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结果。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民意调查选人用人公信度78.30分，防止和纠正用人不正之风满意度78.08分，组织工作满意度79.96分。这是民意调查工作开展以来，满意度各项指标连续第四次全面提高。三项指标分别比2011年提高2.20分、2.06分和1.43分。与2008年相比，选人用人公信度提高11.36分，防止和纠正用人不正之风满意度提高11.24分，组织工作满意度提高6.39分。

这段振奋人心的新闻来自自认极具公信力的人民网（链接为：http://renshi.people.com.cn/n/2012/1020/c139617-19328149.html）。可能你和我一样，对数字没什么印象，但总体印象总会有——全国人民对组织工作的满意度、选人用人的公信度正不断攀升。因为这项调查的执行者是国家统计局，而其之前又因为CPI、人均GDP等与民众的感受出入太大而备受质疑；所以，可能有人怀疑该结论是否和之前所谓的调查结果一样，有不实之嫌。

作为对组织忠诚、坚决拥护党的好同志，我相信中组部的话，甚至内心也期望受其重视。但我不得不说，这个调查找国家统计局，可能真是找错了人。咱不好意思找外国的专业调研机构，起码也问问本国独立调查机构的意见嘛！有那么多异见人士，中组部理当大人不计小人过，请他们做个见证，看看调查对象、调查方法有何不同。用极具说服力的结论告诉大家，这些年，我们的组织工作的确有进步。如今，仅凭国家统计局一言之力，说服效果不够明显。

虽然我对国家统计局有的是理由不信任，但依然愿意相信中组部。不过，当我看到下面这个小新闻，内心顿生失望之情。同时，也怪记者不长眼，干什么不好，偏拿这种诙谐的“小事”来堵有关部门的“大嘴”。

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也是诺贝尔奖评委中唯一深谙中国文化的汉学家马悦然日前接受《重庆商报》的采访时说了这么一件事，而且还被登了出来：“有位山东的文化干部半年之前给我寄了很多画、古书，还说他本人很阔，奖金我可以留下，名誉归他，我都退回去了。后来发现，他开始给瑞典学院诺贝尔奖小组主席写信了。”

家丑不外扬的传统，在我们的观念中可谓根深蒂固。如今，一个取了中国名字的老外爆了地方干部的一个猛料，估计有关部门很是尴尬。国内相互送礼、上窜下跳也就算了，居然还把人丢到国外去了！不知道我一直寄予厚望的中组部，对于马悦然的爆料会作何反应；也不知道山东的有关部门在面对一个外国人近乎举报的说辞有何举措。或许就像处理其他传闻一样，搁置争议，任其自生自灭了。可是，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差异，让人不由自主地“货比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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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岁之说，是中国特有的。按维基百科所说，“太岁最早出现在《荀子·儒效》篇中，而避太岁的信仰则是从避岁星的占星术中分化出来的”。那么，太岁到底主吉主凶，以至于人们要有所避讳呢？维基百科又载——古时候将太岁视为君王……太岁为贵神，其所在之向当然也是尊贵吉利的，但是黎民百姓却因为太岁所在的方向太过于尊贵，反而必须避开，以符合上下尊卑的身分。

有句话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太岁虽为中国特色的产物，但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强拉中国与之并称“两极”的美国。美国人平时没什么事儿，甚至在汇率问题上顶着国内压力，屡屡给中国有关部门面子。可一旦涉及到国家安全，看似粗枝大叶的美国佬也不免纠结起来。近来发生的两件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华为案和三一重工案。

按时间来说，三一重工的事儿在前，华为在后；但论影响力，华为这事儿明显比三一重工更引人关注。估计有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所以我先来简要回顾一下这两件事的前因后果。

关于三一重工。9月28日，奥巴马发布总统令，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阻止罗尔斯公司对4个美国风电场项目公司的收购，并要求其出让所有权及相关资产。而这个罗尔斯，正是三一重工的关联公司；这些风电场，正位于海军军事训练限制区内部或者附近。按我的理解，这不正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吗？明知是人家的心头肉，还上去捅一捅，三一重工为国家、为民族的拳拳之心应为我们所铭记；而美国总统出面阻止，也在情理之中。

关于华为。10月8日，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委员会发布针对华为和中兴的报告，内容称两家企业涉及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应该予以其在美从事经营活动更加严格的限制。威胁国家安全这顶大帽子一戴，华为等两家企业以后还想在美国好好混？不可能了，不但涉及军事用途的电信设施不可能用他们的，就连普通民用的，可能也因担心反制而遭弃用。

曾有传言称，中国有堵看不见的长城——GFW，其关键设备来自一家美国公司，名曰思科。也有人说，中国用于干扰敌台的设备大都从法国进口，而条件之一就是不能干扰法广中文的广播。我用这两个小例子是想说明，国家层面的交易使用外国的设备，尤其是电信设备，其实还是有先例的。我想，之前美国人应该也使用了不少华为的设备吧？如今这么高调地针对华为等发表质疑报告，可能和即将来临的大选有关——给选民秀强硬状。只有在这时，才能让我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腐朽和没落，隔四年就玩儿这种选举游戏，有必要吗？像我江山如铁桶般的大中华，无需子民操心，波澜不惊地十年一换该有多好？

无论是深入敌军腹地搞风力发电，还是占领敌军的关键电信设施，都有国家意志的身影。美国人的敏感，可能是神经质的，但也不是毫无根据。我大中华能够利用电信设备建造一个巨型局域网，为何不能操控这些设备来让美国与世隔绝呢？如果我们自己都没能做到公平、正义、开放，还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呢？而今，三一重工所关联的那家公司告了奥巴马，华为则对相关报告表示遗憾。而这，又不全是美国的错，甘于自闭的我们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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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有关部门再度把枪口对准日本，来看这样一条新闻，标题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拜鬼’ 后悔在任时未参拜”，主要内容如下：

靖国神社17日开始秋季大祭，安倍晋三于大祭首日进行了例行参拜。2006年至2007年，安倍晋三任首相期间，因为考虑到中韩强烈反对而没有参拜。今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时，他一度表示，“任首相时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放弃参拜靖国神社，这让我一直悔恨不已”。但被问及如果再次担任首相是否会参拜靖国神社时，他表示“要酌情考虑”。

你可能没注意到，对于安倍晋三参拜晋国神社这件事，国内媒体最主流的说法是“安倍拜鬼”。媒体之间相互抄袭并不罕见，但同时创造了这个词，难免让人怀疑这些新闻的背后都有整齐划一的五个字——新华社通稿。在成功渲染了早成事实的日本控制钓鱼岛的事件后，有关部门还需要一把火，来引爆民众同仇敌忾的情绪。这一回，曾当过官儿的安倍晋三撞到了枪口上。面对新掀起的这一轮反日浪潮，我唯一的感受就是有关部门太不要脸。用爱国、反日绑架了媒体和民众，让他们置身其中，又毫无反抗的余地。

对于安倍晋三的种种看似出位的言论，我的观点只有一个——别相信政客的话。政客这个群体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开弓还有回头箭。别看嘴上说得虎虎生风，到了实际行动中，大都弱到让你大跌眼镜。这一点，能从我们至今尚难说卓有成效的反腐败大业上看得出来，也能从历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后各候选人对中国的态度上看得出来。他们的强硬其实只有一个原因——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如果轮到这帮孙子上台执政，对中国的态度马上来个大转弯。这么大的市场，那么多支持者的聚宝盆，能不重视，能不讨好吗？更何况，安倍晋三现在算什么？以后再当首相的机会有多大？而当了会不会参拜？都在两可之间。

此次有关部门操控媒体集体出手羞辱安倍晋三，着实蹊跷。这种新闻，安排不发不就得了？彻底封杀，咱中国除了翻墙的那些个，谁能知道。而一旦发了，不但全知道了，还感觉自己受侮辱了。解析这出提线木偶大戏，我推断有三点成因。第一，日本曾经侵略中国，所以安倍参拜那些欺负过我们的人，惹到了有关部门，让他们很生气。第二，利用这事儿转移注意力。在无需着墨的地方刻意描画，只消短短数日，总参一姐等负面新闻再无影踪。第三，盛会召开在即，有关部门需要找个发泄的对象来证明自己行，并借机明确和维护其威严。而那个曾经的官儿——安倍，只是一个恰当时间的恰当的牺牲品。

对因安倍晋三参拜晋国神社引发的口水战（估计是单方面的，只有中国这边儿热闹，日本人也懒得回应），我有一个建议送给有关部门和我们的媒体——没必要配合小鬼子演戏。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反对，但人家一直在以各种身份参拜，搞得我们自己很没面子。凭借我们那不光彩的十年的文争武斗的经验，何须这么空口白牙地嚷嚷半天，直接过去利用先进的“破四旧”经验给那些战犯挖坟掘墓不就完了？作为以“公仆”自居的有关部门，有必要摒弃空谈的作风，也有必要舍弃挑动民众情绪的幼稚举动，如果真打算建设和谐社会，就不妨从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小问题开始，成天和外人瞎吵吵，这不是有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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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今天这则满含“正能量”的新闻，我可能不会再说杭州的“坏话”了。我对这座有天堂之美誉的城市没有恶意，也不想对当地的有关部门过多地指手画脚，以免被跨省追捕。“不慎”酿成烟花惨剧的杭州，需要正面情绪的激励，可若看到下面这样的消息，谁心里都难免咯噔一下：

“近日，包括娃哈哈、农夫山泉、康师傅等在内的在杭知名食品生产企业法人代表陆续走入考场，参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知识考试，如果两次没通过，企业就将被暂停核发生产许可证，停产停工。”

这回，业内人士没云里雾里地来上一堆好话，他们中有人对此也很反感，甚至说这样的考试无异于纸上谈兵和作秀，耗时耗力，并不见得有实际效果。或许因品安全兹事体大，专家们也摒弃了一贯的捧臭脚语调，转而建议——考试只是食品生产企业监管方式的一种，政府职能部门要善于运用严格准入、产品抽检等各种“组合拳”。更有“胆大妄为”的网媒，将此与成都市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舒刚自愿参加24小时饥饿体验，以此呼吁市民关注粮食安全的新闻联系起来，评价曰：“饥饿体验或者安全考试，不是最坏的事情，但多是锦上添花的东西，之所以民众会调侃、会挪揄，并不是否定其全部意义，而是以某种解构的姿势，提醒还有更雪中送炭的责任需要履约。”

不管是新闻本身，还是充斥于网络的调侃，都缺乏企业方的声音。不过，你也能猜得到，上眼皮让你去考试，你能说罢考或者批评这个考试毫无意义、浪费时间吗？就算内心真这么想，嘴上也不能这么说。万一因此被查查账、查查流程什么的，那可什么都毁了。

普通民众怎么看这场考试秀呢？也没太大反应。这种新闻，几乎以“岐王宅里寻常见”的频率发布，大家基本扫一眼就过去了，心态大都是“与我无干”。就算“落花时节又逢君”，没啥实际动作，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这个民族，除了一小部分有幸“脱逃”的，大都从苏丹红、三聚氰胺，以及至今尚未消散的地沟油阴云里走来。食品安全问题何止频发，简直是从未终止。在这样的环境下，想让我们重建信心？无异于天方夜谭。

虽然我们从未有过食品层面的安全感，但这玩意儿还是可以有的。有关部门停止作秀，也少去KTV、洗脚城，和洗浴中心，把精力集中在加强监管上。这样，即使最终毫无效果，也能让平民百姓心安。如果只是一味地吵吵自己做了什么，要做什么，而实际去做的事却寥寥无几，又何谈取信于民呢？信任和信用卡一样，透支到一定额度，就不能再刷了；接下来，就该是变本加厉地让你偿还。有关部门现在透支了那么多，不担心以后还不起吗？

我们常说，某某事任重道远。在食品安全问题上，这个词也同样适用。但我们不要忘了，这个词也被广泛用于拖延和推卸责任。虽然我知道和有关部门关系密切的人大都移居国外，或常驻于某地逍遥自在，或环游世界自得其乐；但在我中华大地，有关部门的光辉形象不依然在自以为是地维持着吗？我中国子民视尔等为父母官，结果，尔等竟只知作威作福，甚至作秀，而尽的义务却未到十分之一。杭州这场考试秀，不正秀出这份没担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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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人间天堂——杭州出现的烟花惨剧，凤凰网在报道中一本正经地写道：“浙江杭州13日晚举行西湖博览会开幕式烟花大会，有烟花意外窜入看台，造成大批观众受伤。据中新社引述医院主管说，有一二百人送院，重伤住院的有十多人。事故原因初步相信是操控出现问题，当局公开道歉，并承诺对伤者作出赔偿。”（详见：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10/14/18237855_0.shtml）。如果不出这事儿，相信会见到另一类新闻——“西湖博览会开幕式烟花大会成功上演 百万游客共同见证”云云。如果我们问自己一句，杭州这事儿是偶然的吗？答案当然是“不”。天堂之祸，颇有渊源。

在我们村里，看谁家有钱的一个判断标准是——过年有没有放“花炮”。这个花炮，和杭州这回使用的烟花是同一个性质，不过威力没达到炸伤多人的程度。我上高中的时候，曾在某个正月十五和同学去看县里的“烟花大会”。彼时，上百发烟花争奇斗艳，没见过世面的我们，被彻底惊呆了。而一枚被崩起来的小石子砸到我嘴唇上，则纯属“意外”。现在想来，灾难从不会突然降临，那枚小石子，就是个小小的预警，而我以及有关部门都未注意到。

在我念大学的时候，包头元宵节的烟火，堪称当世胜景。其花费也远非县城里的数十万所能及，听说预算每每探顶或超过百万。当日，释放的场地被封锁，烟花隔了好几里地也能看到，奢华、壮丽，非比寻常。然而，这和北京奥运会的大手笔比起来，只能算小意思。北京那回的大脚印，虽然在电视直播中造了假，但现场所触发的感慨，恐怕只有“惊叹”一词能概括了。在我印象中，那一回操盘烟花事务的团队第一次露了面儿，其中的亮点就是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的女儿也参与其中。彼时，对岸还有担心其女儿被我方统战的声音。

烟花之美、之祸，均由来已久。烟花给人的繁华之感和转瞬即逝的珍惜，是其他东西不能替代的，能玩儿得起这个比昙花一现还值钱的东西，证明你不一般。烟花在此时，也是虚荣心的绽放。烟花次第绽放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腐败的影子。那一炮不像按摩屋里的，明码标价；而是说一千也行，说一万也不是不可以。有关部门手里攥了大把预算，没花出去怎么收回扣？于是，这市场愈发繁荣起来，出于权力的威胁和利益的纠葛，也没人来管。

而今的烟花，越来越有面子工程的意味。县里花几十万，市里的预算如果少于这个数，市领导以后看到县领导，还能抬得起头来吗？像杭州这样的旅游城市，不年不节地放烟花，无非是制造话题，吸引游人。而可怜的土著们，只能当免费吸尘器，为天堂义务净化空气。包括这回的惨剧，哪一次烟花绽放背后，没有钱权交易的阴影？我谨表示怀疑。

若偶尔放放烟花，我没意见。反正每年公款消费也那么多，若能挪点儿到这个上，起码我们还有个乐呵。若能凭这个拉动经济发展，我也没意见，但我们是否也要把环境效益计算在内？面对烟花掩盖下的钱权交易黑幕，高阶的有关部门应该睁开原本闭着的那只眼，为之限量，直至取缔。对像杭州这样“不慎”酿成大祸的，理应对当地有关部门一撸到底。谁批准的？谁实施的？谁收了黑钱？该判的判，该杀的杀，以儆效尤。纵容，只会一再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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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还未颁出时，网络上就已一片欢腾，因为有消息说，莫言和村上春树是今年的两大热门。出于对文学世界的绝望，和久已有之的悲观，我并未跟着起哄。莫言？好像前些年在小说类刊物上看到过他的作品？我不太确定了。因此，他获奖与否，仿佛和我隔了十万八千里，根本毫无关系。

获奖之后的莫言，虽然很低调，但也无妨被书商、同行、文学爱好者，甚至是其他本不知莫言是何许人也的人热捧。将其作品卖断了货的电商们一定狂扇自己耳光，为啥没先知先觉多进点儿货呢？一向文人相轻的同行们，多半在悔恨当年没多亲近亲近，现在好让人家多提携提携。以前看过莫言的，终于可以意气风发地写篇回忆录性质的读后感了；没看过的，现在可以找个理由好好读本书了。古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今有一人获奖，举国欢庆。

冷静之后，有个问题交给大家思考，今年的文学诺奖，为何选中了莫言？回答这个问题，不妨看一眼近期的手机报——《奖莫言or莫言奖？》。细细琢磨之下就能发现，今年的诺奖，颁给了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回顾过往的新闻，莫言还真没有为弱势群体代言或鼓而呼的经历。或许正是因为他醉心于文学创作，不过多地干涉时政，才让宣传部门如此热切地拥上来，动用CCTV、新华网，以及其他所谓的主流媒体一起将他捧到一个新的高度。

莫言获奖后，新华网发了这样一篇报道——《“乡土”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汉语写作赢得世界文学认同》。“乡土”二字，将意外和欣喜之情表露无遗，而后那一句“赢得世界文学认同”，则隐隐显现久不被重视的寂寞和空虚。看到这篇报道，不禁自问，自己参与其中的汉语文字事业，在世界文坛竟然是一个边缘流派？其实，对于我的怀疑，小有名气的美女作家蒋方舟早有定论：“以前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界一直处在比较边缘的地位”。试问，从边缘到被认同，真有这么快？这会不会是又一场有关部门主导的意淫大剧？

诺贝尔奖在我这一代人里，用“如雷贯耳”形容不为过。我一度怀疑，曾有人以“中国为什么没人能获诺贝尔奖”作为课题进行过研究，在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等人的访谈中，记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这个问题。诺贝尔奖究竟代表了什么，有那么重要吗？

诺贝尔先生留下巨额家资，设立了这个奖项，本意可能是奖励那些极富进取精神的人，当然，他们也得取得了极富突破性的进展。每年颁出诺贝尔奖，是对他老先生本人的肯定和怀念，也是对后生晚辈的极大肯定。每年一度的聚焦，放大了诺贝尔奖的重要性，扩大了它的知名度，也让本就追名逐利的人沉湎其中，更加不能自拔。如果一个人或组织的所作所为都是冲着诺奖去的，那诺奖还能看得上它吗？现在看来，不在乎的人最可能被在乎。

至莫言，中国人获诺奖也不是头一遭了，但如此受官方重视，还是第一回。以往的要不就是说人家有政治意图，要不就是妄图给伟大的中国人民施加压力。从没获奖觉得人家好到难以望其项背，到非意中人获奖认为人家阴谋颠覆，再到一个不太爱出风头的获奖，又重新开始捧臭脚，诺奖在中国的经历可谓坎坷。而这一过程，亦可谓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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