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时政

最先听说第一财经，是因为它和富士康大闹一场，惹得议论纷纷。出位说、正义说，可谓声声入耳。虽然该事件最终以假模假式的互相道歉、互相尊重结束，但双方的唇枪舌剑，以及由此引发的轩然大波，令人印象深刻。近来，我更喜欢它了，因为它源源不断地提供有趣的信息，让我可发更多的感慨。这条关于市场调研潜规则的新闻，让我想起了过去。新闻里，《第一财经日报》这样总结道：

为了获取好成绩，多数厂家将这些第三方机构的调查报告中的项目和评分依据作为标准流程交由4S店执行，部分汽车公司甚至将在这些第三方调研机构的排名列为部门负责人年度绩效考核的一部分。在名誉与压力的双重驱使之下，通过内幕交易和暗箱操作快速提高成绩成为一条捷径，并成为行业里公开的秘密。

看完这段话，我不仅对汽车公司的挖空心思肃然起敬，还对专业从事调查、统计的公司有了新的认识。之前就经常听IT界人士说“买报告、买报告”，那时的我还以为是从调研机构买一份调查报告来。而今我才知道，这报告其实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而不单单是买数据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通过买来好评级、好名声，换更多的钱。

前几年，我抱着把薯片吃到饱的想法，曾参与某公司的市场调研活动。作为组织者，我们负责数据的录入。而在现场，我发现自己还得负责造假。当天调研活动的目标是完成200份问卷，而负责拦截的大妈们找不来这么多人。于是，组织者让我和其他几位兄弟齐上阵，一边吃、一边写。当天，薯片是吃饱了，但对所谓的市场调研活动的信心指数，也基本上跌到了冰点。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讲，那就是：我再也不相信调研了。

不知道美国的市场调研机构是不是也常常闭门造车，类似于总统大选的民调数据是不是也有很大水分。我只知道在大中华，收视率可以造假，市场占有率可以买卖，用户数可以瞎编。到现在，客户满意度也可以针对性地“提升”了。我仿佛看到了在不远的将来发生的事情——所谓的“事实”都来自执行层的伶牙俐齿，他们忙于假造数据而不肯脚踏实地；而管理层们，也沉迷于既有的、虚无的考核模式，一年又一年地重写这个自欺欺人的神话。

关于调研造假，我早有耳闻。之所以迟迟没有动作，没随口骂上几句，是因为我的注意力都被有关部门吸引了。比起客户满意度这种没多少人关注的调研来，CPI、GDP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数字更为重要。在这些数字上动手脚所产生的价值，也不是用“万”或“亿”能衡量的。所谓维稳，如果缺了这方面的小动作，还能那么卓有成效吗？当统计部门在扮演运动员的时候也当起了裁判，被调查的人还能说些什么呢？只能无奈接受了吧？

各行各业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腐败现象和弄虚作假的行为。按照业内人士的说法：“相当一部分数据采集公司都做过数据造假的事情。”我猜，这个说法是有些保守。当统计缺乏有效地监督和惩罚措施时，造假变成一桩成本极低但收益极高的买卖。一百多年前，先驱曾对资本家敢冒上断头台的风险追逐利润做了形象描述。而今，虽然我们的社会制度已经有中国特色了，但各方面的丑态，却无可避免地走上别人的老路，且毫无悔改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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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关注时事，就不会错过这则旧闻：《英财相“逃票”被抓 掏近200英镑补票》。在百度新闻，单使用这一标题幸灾乐祸的链接，就不下80条。在盛会即将召开的特殊时期，这么一条新闻无疑凸显了帝国主义国家官僚机构的腐朽没落和我和谐中国的伟光正。先抛下这等新闻联播式的思维，来看英国财相到底出了什么事，让对官员腐败一向三缄其口的中国媒体竟狂欢了起来。新华网在其引用中国新闻网的报道中这样说道：

（英国《每日邮报》记者）21日报道，上周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在乘火车时逃票被发现，花近200英镑补票。……据奥斯本亲近人士表示，财政大臣因改变计划未预订火车席位，且经济车厢较拥挤，所以才来到头等车厢。

同时，新华网还罕见地给出事件的后续发展情况：

奥斯本事件使媒体挖出185名英国议员都曾违规乘头等车厢，在英国官员只能乘经济车厢，头等车厢要自费。

 看到这段可作为事件背景的材料，我痛恨英国官员不学好，模仿有关部门当着人民的面耍流氓、搞特权，但也经不住为这样的体制叫好——百年大英帝国，无论是体制，还是官员的廉耻心，都如此不同凡响。

先看人家的制度——“只能乘经济车厢，头等车厢要自费。”想我大中华，不论一品大员，还是地方小吏，出行有不前呼后拥、封路堵车的吗？当年，尚不够档次的奥运圣火传递队伍所到之处，高速公路全线封锁，街道两侧安保森严。对比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其乐融融的一片景象，我有些恍惚。难道，我们这里没有所谓的鱼水情，只剩一颗戒备之心了？再举个例子，凡在北京待了几年的人，别的可能一问三不知，但“交通管制”一说，却如此深入人心，甚至被誉为帝都一大特色。你不是最高领导，公交、地铁出行不也挺安全的吗？

再说廉耻心。有句俗话说得好“树没有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不论是官员还是平民，如果豁出一张老脸去，就没什么难为情的事。看英国财相的遭遇——嫌经济车厢挤，跑到头等车厢，被查到后，不得不补票。如果这事儿发生在中国，有没有人敢查高官的票且不说，就算查到了，你让人家补票，不就是自断后路吗？还想干这份工作？被查的领导可能还没来得及表态，你的顶头上司就直接把你开了，以表忠心。

从这则本意是揭露帝国主义官员贪婪本性的新闻中，我无意中看到了他们的真善美。他们虽然想耍小聪明，但还是有检票的人敢于阻拦，有记者敢于曝光，有法院敢于判罚。若在中国，一张二指宽的条子就能摆平所有的事。领导一声不吭，只凭秘书出面，就能和你吵翻天。对于国情的差异，我无力改变；但我觉得，国情不是我们裹足不前的理由，正如《人民日报》所提的“党内民主”一样，我们得作出改变，不能总让人失望，并走向绝望。

可叹的是，在英国，财相大人因为逃票未成被媒体挖出来而遭受民众的鄙视；而在中国，在我这个长于反思而又崇洋媚外的孩子眼里，他以及他所依存的社会体制却是一个榜样。反差之大，天上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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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站起来”？什么是“跪下去”？这中间的过程又如何，我得在这篇日志里说清楚。

某位领导在某个重要会议的开幕式上有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后，据说中国迎来一次留学生归国潮，而外界的仇视和遏制也逐步加剧。根据主流文化对当时情景的描述，据说全球华裔都感觉自己的腰杆子挺拔了，从那一刻开始，“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已成为历史。然而……

暂时的艰苦持续了好一阵子，经历完严重通货膨胀的中国，在几年的宽松发展后，又迎来了数年自然灾害，并遭受了一次以“文化”为名的革命的洗礼。据非主流的说法，那时死了不少人，对文化和风俗的污染，也是前所未有的。不信？看如今举着某位领导大头照上街游行的人，他们期望他回来的心情，那种想回到过去的冲动，是周杰伦也很难表达出来的。

在站起来和跪下去之间，一个过程不能忽略——打躺下。影响面极广的毒奶粉事件过去好久了，涉事的厂家也像没事人一样大做广告。但是，这并不能抹去那位因此获罪的家长的存在，也不能洗刷此事件给中国食品业带来的耻辱。被官方投入监狱不算什么，至少还是以法律的名义。但遍布京城的黑监狱可就没那么讲究了。上访群众被绑架之后，在这里被羞辱、被虐待。剥夺了你说话的权力之后，强拆紧接着剥夺你的生存权。我中华大地时而出现的强拆事件，让家中无权无势的人几乎丧失了生存的空间。不光有拳脚相加，还有子弹威胁，甚至连挖掘机等先进设备也进场示威。我们站起来了吗？No，我们被打躺下了。

站起来没什么可自豪的，被打躺下也没什么可丢人的，但被自己人给逼得跪下了，还任外人宰割，那才叫耻辱。这种丢人事儿没发生在非洲、南美等我印象中脏乱差的国家，反倒发生在和谐的中国。来看《东方早报》10月24日的新闻：

一家柬埔寨服装厂的一名中国籍女性管理员于当地时间23日被公众诉诸法院。之前，这名管理员撕毁了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的画像，并因此引发了工人的骚乱，因此相关人士指控她侮辱王室及引发公众骚乱。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昨日记者会上强调，西哈努克太皇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深受柬埔寨人民爱戴。个别人的这种行径是极端错误的，将由柬方依法予以处理。

这则新闻同时提到，这位中国女主管之所以撕毁某王的画像，是因为工人怠工。一次无理的怠工因为撕画而变得如此义愤填膺，我不得不高看柬埔寨人民一眼，你们的待遇比中国工人好多了。想当年，苏州联建的工人因为怕被毒死而怠工，被收拾成什么样子了。中国工人以后若想移民，柬埔寨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从这件事我们还能看得出来，柬埔寨这个国家，其实和中国某次祸国殃民的运动一样，就算给某位领导涂个小黑胡子，也能判你个反革命罪。而用我的观点看，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手无寸铁的子民们只能挨宰。

亲爱的祖国母亲，你不让我们真的站起来也就罢了，还把我们打躺下；你欺负我们也就罢了，还帮着一个你曾经帮助过的国家欺负我们，这算什么道理？某部的发言人大放厥词我能原谅，他可能是身不由己；但作为国家，不出面解决这些小事，却天天吹嘘扬我国威，这能原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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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报上一条名为《城管系统吁设中央主管部门》的新闻，唤醒了我对城管这一古老、血腥的职业的深远记忆。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曾经在网络上大放厥词，恨不得喷众城管一头血；也有很多人和我相似，身边有朋友或朋友的家人，恰好在从事这份颇具传奇色彩的工作。缘何称传奇，下文我会讲。先来看这条新闻是怎么说的，是用什么样的手法渲染城管队伍的孤苦可怜的。新华网援引北方网的消息如此写道：

昨日（10月27日），第七届全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年会在北京召开。在这个城管系统全国性交流平台上，原则通过了一份“北京共识”，呼吁尽快成立城管系统的中央主管部门，并出台城管法律或法规，以此指导和规范全国城管工作。

所谓的“有娘没爹”，说得就是没有中央主管部门这回事儿。先搁下这副可怜相，让我们来翻翻各地城管近似于传奇故事的血泪执勤史。当然，这血泪来自小商小贩等人民群众，而非这些手执凶器，又“哭天喊地”的“伪军”。

如果你经常关注社会新闻，就不难发现，目前很多地方的城管，非但没把一座城市管好，反倒添了不少乱。打死人者有之，将小贩打得落花流水者有之，而被拍到各种作大爷状的，更是数不胜数。在很多人心中，城管可能并不擅长于城市管理，而精于制造矛盾。甚至在谈到“暴力执法”一词时，我们都默默地想到了城管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存在。

城管的彪悍，导致了必然的反弹。在网络上，谈到城管，多数人的反应都是负面的。如“你才是城管，你们全家都是城管”之类的准骂人话层出不穷。在保钓这一举国盛事中，城管的出现更令有关部门相当尴尬，类似于给“给我三千城管兵，一定收回钓鱼岛”等极尽调侃之能事的标语迅速窜红。

有如此待遇，城管在一次“诉苦”大会上发布一个名字很时尚的“北京共识”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按照“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来看，城管的爹理应是广大人民群众，这回要从中央找爹，让很多人想到了郭美美之流。现在，傍个有权有势的爹是潮流，城管此举也算顺势而为。可分析这背后的原因不难发现，城管的心其实还是“要把地球管起来”，而非服务谁。基于这种心理，急着找爹也就不奇怪了。不过，城管队伍讲自己一直“没爹”，有点儿好说不好听。

鉴于众城管研究出来的“北京共识”影响如此深远，特别建议有关部门能重视。起码，给人家查查账，什么罚没款项就不用说了，先从这次“城管年会”开始往前查，看看每次会议的经费怎么来的？怎么花的？千万别让小贩们打也挨了，钱也花了，却一直未能改变悲剧命运。而众城管们，也不妨多收敛收敛。说话、办事不要那么张扬。在这盛会即将召开的敏感时期，更不妨有点儿大局观，以身作则地维持稳定，不要散布“有娘没爹”这种耸人听闻，又惹人发笑的言论。

俗语有云：“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但放到城管身上，明显过时了。作为人民群众的看家狗，城管的角色理应是看家护院，维持城市的秩序。岂料今时今日，渐有养虎为患之势。好好一番和谐养成的事业，竟被弄至水火不容的境地。城管如今急着找“爹”，是要闯更大的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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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记得去年“感动中国”的几个人是谁吗？你可能不记得了。但是，当主持人以哽咽的语调读出一串串感人事迹时，你有没有潸然泪下？如果你和我一样，都有这种体会，就请继续读下去；如果你从来不看CCTV，并在微博等公共场合“大肆攻击”之，也请看完这篇文章，而后给我点建议。

如果说“感动中国”的规模太过宏大，主题太过单一，可以参考一下“中国达人秀”之类的节目。别看人家声称以才艺表演为主，要选出有一技之长的人，可落实在行动中，却像在举行一场上海版的感动中国。可见，对感动的消费，已经不只是CCTV的独门秘笈了，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得给选秀的人增添点儿悲剧色彩。既然有关部门介意芙蓉、凤姐之类的“丑角”，那就好好“关照”一下缺胳膊断腿、家境贫寒、床有病妻之类有点主旋律色彩的“感动”吧。

从倪萍善用的颤抖语调，到春晚上的脉脉温情，CCTV一直在为传播“感动”文化而坚持不懈地努力着。而集大成者，当数“感动中国”。这个节目，我只在几年前看过那么一回。那位支教的大学生的艰苦奋斗精神，是我所不具备的，也正是我钦佩的，所以，当时的我像郭敬明看到升国旗一样，双眼含满泪水。不过，令我尴尬的是，其后一段时间里，我几乎忘了这码事。什么奉献，什么敬佩，什么动容，全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同理，现在你问十个路人同一个问题：“你知道徐本禹吗？”估计有九个告诉你——不知道。若有人说知道，你再问：“他做了什么事？”估计能回答出第一个问题的这位也得愣一愣神，仔细想上半天后试探性地反问：“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现代社会，是个消费型社会。不管是感动，还是其他情感，都在变身为廉价消费品，就像随处可见的塑料一样——不可或缺，但也时不时地惹人厌烦。在“感动中国”的号召下，各式各样的衍生品次第蔓延开来。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最系列”。同为“最”，但和自诩为“中国的脑残粉”郭敬明没什么关系。在百度的新闻搜索里输入“最美”二字，瞬间找到1,000,000篇新闻。看到了吗，一百万哦。什么最美司机、最美女教师、最美的哥……可谓层出不穷。而在种种“最”的背后，都有无法化解的“罪”，以及令人落泪的“残忍”。我想问喉舌们，你们倡导的“感动”，真面目竟如此不堪？

当然，现实中不乏让我们感动的人和事。公交车上一个小伙子给老大妈主动让了座，我们感动；公园里小阿姨扶起不慎摔倒的小孩子，我们也感动；有关部门及领导年节时分慰问困难户，我们更感动……感动过后，我们是否问过自己，还有什么不能感动的？我们这时刻待命的感动，是不是有点儿太廉价了？如果感动的来临是循环往复，而又毫无裨益的，那我们是否要反思——仔细回想一下，经历过的哪些感动是否有些面目狰狞。

我并非铁石心肠，看人家爱得深沉，自己也会湿润了双眼。但我不会随便上当。别人口中的“感动”，并不能替代我的亲身经历。当所有的感动均属道听途说，而且被一再悲情化，我有理由无所触动。只有日复一日的感动，而无切实可行的行动，这是当下的常态，也是一段时间以来难以改变的现状。据此，我对这个和谐的社会献上深深的担忧，各位先感动吧，我且抱残守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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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以来，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来自内蒙古当地的一份报纸，乃是一个本土白酒品牌的广告词——“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不仅是货，就是人和事，也同样适用于这一“定理”。有时候，别人怎么说，你暂且搁下，不妨缓一缓、看一看，理论对照实践，比一比。再怎么金玉其外，一般都盖不住那内里的败絮。俗语有云，说曹操曹操就到。说“定理”，就有现实的例子可供参考。来看下面一段新闻：

日前，中央组织部新闻发言人公布了国家统计局所做的2012年全国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结果。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民意调查选人用人公信度78.30分，防止和纠正用人不正之风满意度78.08分，组织工作满意度79.96分。这是民意调查工作开展以来，满意度各项指标连续第四次全面提高。三项指标分别比2011年提高2.20分、2.06分和1.43分。与2008年相比，选人用人公信度提高11.36分，防止和纠正用人不正之风满意度提高11.24分，组织工作满意度提高6.39分。

这段振奋人心的新闻来自自认极具公信力的人民网（链接为：http://renshi.people.com.cn/n/2012/1020/c139617-19328149.html）。可能你和我一样，对数字没什么印象，但总体印象总会有——全国人民对组织工作的满意度、选人用人的公信度正不断攀升。因为这项调查的执行者是国家统计局，而其之前又因为CPI、人均GDP等与民众的感受出入太大而备受质疑；所以，可能有人怀疑该结论是否和之前所谓的调查结果一样，有不实之嫌。

作为对组织忠诚、坚决拥护党的好同志，我相信中组部的话，甚至内心也期望受其重视。但我不得不说，这个调查找国家统计局，可能真是找错了人。咱不好意思找外国的专业调研机构，起码也问问本国独立调查机构的意见嘛！有那么多异见人士，中组部理当大人不计小人过，请他们做个见证，看看调查对象、调查方法有何不同。用极具说服力的结论告诉大家，这些年，我们的组织工作的确有进步。如今，仅凭国家统计局一言之力，说服效果不够明显。

虽然我对国家统计局有的是理由不信任，但依然愿意相信中组部。不过，当我看到下面这个小新闻，内心顿生失望之情。同时，也怪记者不长眼，干什么不好，偏拿这种诙谐的“小事”来堵有关部门的“大嘴”。

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也是诺贝尔奖评委中唯一深谙中国文化的汉学家马悦然日前接受《重庆商报》的采访时说了这么一件事，而且还被登了出来：“有位山东的文化干部半年之前给我寄了很多画、古书，还说他本人很阔，奖金我可以留下，名誉归他，我都退回去了。后来发现，他开始给瑞典学院诺贝尔奖小组主席写信了。”

家丑不外扬的传统，在我们的观念中可谓根深蒂固。如今，一个取了中国名字的老外爆了地方干部的一个猛料，估计有关部门很是尴尬。国内相互送礼、上窜下跳也就算了，居然还把人丢到国外去了！不知道我一直寄予厚望的中组部，对于马悦然的爆料会作何反应；也不知道山东的有关部门在面对一个外国人近乎举报的说辞有何举措。或许就像处理其他传闻一样，搁置争议，任其自生自灭了。可是，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差异，让人不由自主地“货比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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