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毕节到新疆:未成年人的悲和喜

早上醒来,看到iPad上“空气污染指数”App的角标显示343,顿觉茫然。怎料,出门才发现,世界更茫然,竟如此混沌不堪,即使近在咫尺的物件,也显得灰蒙蒙一片。难道是盘古重生,要再开天辟地一番了?当然不是,这不过是北京的寻常天气,虽然PM2.5指数常在两三百左右徘徊,但此地的主流依然是安定、团结和和谐的。除了偶尔在北京站被人割个喉、殒命当场之外,几乎不会有其他危险。而远在祖国西南的贵州毕节就不是这样了。

据《中国青年报》的消息:18日,新京报、新华社相继发布新闻,确认了这一消息,并公布了官方初步调查结果,“5名男孩是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同样来自中青报的消息表明,11月19日夜,5名少年死后的第三天,媒体报道后的第二天,贵州毕节市宣传部门公布了5个孩子的姓名住址,同时表示对相关负责人“严肃处理”。

这幕有损十八大胜利闭幕形象的人间悲剧发生后,有网友感慨,在微博诞生之前,这件事会止于几个家庭的悲剧;而在微博上发酵后,当地有关部门罕见地承担起了责任,还“严肃处理”了几位责任人,全无官官相护的架势。然而,惨剧已经发生,若不能就此改进相关制度,加强防范措施,戕害未成年人的愁云还会继续笼罩在我中华大地上空。

君不见街头巷尾常有形似新疆籍的孩子强讨强要,你若稍有不满,躲在暗处的彪形大汉就会跳将出来,揪住你理论一番。其实这还算好的,起码人家在征求你的意见,同不同意就另说了。比被逼乞讨更悲惨的是,这些孩子被教唆去偷盗,即使被警方拿获,也因为一问三不知而只能关一阵子就无罪开释。放出来后,毫不悔悟地重操旧业,继续在这个恶性循环里瞎搅和。

与毕节那五个被闷死在垃圾箱里的孩子不同的是,被操控去乞讨、偷盗、抢劫的新疆孩子还活着,但他们的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试想,有哪个亲生父母会领孩子走上邪路呢?即使那些巨贪、恶霸们,也想方设法让儿子、闺女去剑桥、普林斯顿什么的镀镀金。所以,那些流落街头的新疆籍孩子,多半是被同乡或陌生人控制,以至于让本该灿烂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在挣扎和逃亡中度过。可这样的事情,有谁去关心呢?出了事,我们顶多报个警而已。而警方对这帮人的抓放,恐早就习以为常,不会觉得几个孩子的进进出出有何大碍。

在悲剧屡屡上演之余,也有好消息传来。首先,毕节对死了谁没有像历次矿难、交通事故一样藏着掖着,而是选择了公布。个中原因,我猜不透,暂且归于一种信息公开的进步吧。其次,对新疆籍儿童流落街头,参与不法勾当的问题,有关部门也有了行动。新华社引用来自公安部的消息表明:近日,公安部统一指挥北京、吉林、上海、湖南、广东、陕西、新疆7省区市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拐骗操纵新疆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联合行动,成功摧毁专门拐骗操纵新疆籍未成年人的犯罪团伙12个,抓获犯罪嫌疑人90名,解救新疆籍未成年人28名。

相比于众多流落街头的新疆儿童,12、90、28这几个数字恐怕只是个零头。但这何尝不是一个好的开始。有关部门若能坚持下去,在反腐败和建民生方面多下功夫,还有机会重获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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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在我心:评海口老太偷伞被打

刚看完高层开会的消息,这则海口老太因偷伞被追打的新闻就映入眼帘。两相对比之下,不难发现我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任重而道远。转载老太偷伞被打的媒体,除了近来砸重金发广告,表示自己有态度的网易,还有人民网的几个地方频道。不怕影响和谐、稳定的大好局面,地方站的编辑们也开始有态度了。来看这则原载于《南海都市报》的新闻:

因偷拿超市的雨伞,60多岁的老太太被超市老板娘追出100多米远,又被闻讯赶来的老板娘丈夫踹了一脚。这是17日下午发生在海口市海秀中路的一幕,海口市民拍下这一过程,并对打人者的行为提出质疑。

老太偷伞被打这事儿,让我想起了鲁迅小说里因偷书被打的孔乙己。不幸的是,孔乙己生活在万恶的旧社会,偷本书就会被打断腿。而海口这位老太太虽生活在和谐社会,也难保不被踹。对比至此,顿生凄凉,在一个极有可能老无所依的时代,现在的年轻人将来会不会也成为被唾弃、被殴打的对象?

按记者所写,拍摄视频的孩子表了态:“老人的偷窃行为肯定是有原因的,他希望有关部门对老人的生存状态进行深一步了解。”且不说记者遣词造句的磕磕绊绊,单就这孩子的态度而言,我认为没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为何不顾颜面、甘冒风险,去拿超市两把不值什么钱的雨伞呢?这位老人家即使有什么难处,也不应该这么做。既然这么做了,就得承认其道德水准有问题。不过,世人皆醉,为何要求这位海口老太独醒呢?领导们的吃拿卡要已成常态,被高层严厉批评。相比之下,老太偷伞又算得了什么呢?

打人的店主夫妇,也没太大的错。他们不应该对一个老太太拳脚相加,即使她偷了点东西。不过,好在问题不严重。从记者对事发过程的描述来看,店主夫妇吓唬、泄愤的意味多于真正动手打人。面对一个常年光临小店的“惯犯”,老板夫妇的反应是正常的。但对于一个花甲之年的老太太而言,又显得太过激了。可我难以过多地抱怨店主夫妇,因为他们的言行,是整个社会不尊老、不敬老的缩影。若简单归罪于他们,未免太过苛刻。

好歹顶着“超市”这顶大帽子,安防措施得多加强,千万别连一个老太太都防不住。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不给人留犯错的机会,将隐患消除到萌芽状态,醒目处张贴“内有监控”的警示标语,初犯索回财物,言语警告即可。非要闹到动手的地步,岂不让双方都难堪。

我以为,对于老太偷伞被打一事,最难堪的不是我们这些旁观者,也不是脸红脖子粗的当事双方,而是当地有关部门。为何一个六旬老太去超市一试身手?这事儿值得深思。高层倡导建立和谐社会,宣传口径在讲国富民强,学者们研究小富即安。可现实是,社会还不够和谐,国富民未强,虽然有点儿钱了,但人心却跑偏了,甚至还躁动起来。

为避免老人因偷伞而被当街羞辱的闹剧再度发生,建议有关部门下重手。只是这手不要老压在百姓身上,而是要用这手建立一个老有所养的机制。每天自我表扬有什么用?出了老太偷伞的怪事,不就证明你们所做的只是说,而实际却收效甚微吗?料想在和谐社会建成之时,此怪现状定然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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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总统弟弟

如果不是被警察暴打,恐怕我这辈子也不会知道加蓬总统还有个弟弟。大概是为了说明外国人民(包括总统之弟)生活在怎样一个水深火热的环境中,《环球时报》当仁不让地展开报道:

上周加蓬首都利伯维尔市街头上演了一出警匪追捕大戏。正当警察庆幸终于将犯人缉拿归案时,意外发现他竟然是总统阿里·邦戈的弟弟。……有趣的是,在优素福·邦戈想证明自己是总统弟弟以求宽大处理时,怒气正盛的警察以为他故意编造特殊身份而将他狠狠“收拾”了一顿。

囿于《环球时报》所属环球网的版权声明——“版权作品,未经《环球时报》书面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我不能将这条新闻的内容全部呈现给大家。令人惊讶的是,《环球时报》竟在这出街头追车,受害人被暴打,当事局长被撤职的悲喜剧中看到了“有趣”的地方。对此,我不得不怀疑这位记者,乃至这份报纸的心态。难道,这就是显露无遗的乐见他人倒霉?试问:如果这事儿发生在中国,《环球时报》还能笑得出来吗?

加蓬乃是非洲中部的一个小国,挨着大西洋,原来是法国的殖民地。加蓬与中国的关系不错,国名中也有“Republic”一词,但愿他们的体制更名副其实一点。现任总统阿里·邦戈,也就是《环球时报》认为“有趣”的被暴打的优素福·邦戈的哥哥。虽然他们近几届总统都姓邦戈,但不知这些邦戈是否也奉行朝鲜那种流氓主义的家天下政策。从总统弟弟被暴打这一情节来看,好像他没有享受警车开道、封路等国宝级待遇。

如果说非洲小国没钱讲排场,像我大中华一样给官员的亲属以特别优待,那美国总该有吧?来看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弟弟——马克(英文名:Mark Okoth Obama Ndesandjo)。他是现任美国总统同父异母的弟弟,在斯坦福大学念过书。因为911之后的经济萎靡而丢了工作,不得已来到中国。后来,总算混得不错,不仅在深圳创立了公司,还经常去当地的孤儿院教孩子们弹琴。

如果说马克没有美国特勤局等安全机关保护,那我不相信。若有朝一日他被基地等恐怖组织给绑架了,那财大气粗的美国该多丢脸呀。那时候,《环球时报》指不定乐成什么样子呢,拍手称快也不是不可能。但作为总统的至亲,没有在工作或经济方面享受到明显优待,这让我很意外。我甚至在想,难道这就是我在课本里学到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的集中体现?想我大中华,多少人以过期作废为原则,榨干为官的亲人的每一滴权威!

古今中外,照顾自己人都是不可避免的。但从加蓬总统的弟弟被警察收拾,和美国总统的弟弟在深圳开公司这俩件事来看,“照顾不周”也时有发生。之于我大中华,最好能学学这些“反面”典型,领导们不要忙着将自己的兄弟、子女塞到重要岗位上,留给他们一片自主的天地,比什么都重要。万一领导因莫须有的罪名下了台,起码天还没塌下来。要是藤蔓缠绕,难免让对手斩草除根。

无论国家是小是大,无论它是地处非洲的加蓬,还是自诩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利坚,都没太把总统的弟弟当回事。反观我们这边儿捧在手心、顶在头上、含在嘴里的呵护,不禁要问,这些温室之花还有灿烂绽放的机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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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松下紧的艺术

相信我,标题“上松下紧的艺术”并非特指某些淫秽的事情,让诸位正人君子说不出口。我之所指,乃是人人爱说,但并非和每个人都有关系的政治。事先声明一下,接下来这句话乃道听途说而来,我自己并没有核实过:“列宁说红军嫖娼影响作战,下面的人就直接把妓女都杀了。”

而我在Google的过程中发现,比这个说法更加流行的是——列宁亲自指示将这些影响红军向前推进的妓女统统杀掉。因为没有置身于那个历史时期,所以我也不好断定哪个传闻是真的。但说这两个故事的人,无疑都从列宁这个故纸堆里找到了影射现实的路径。

先来看第一个说法,列宁没想杀妓女,但下面的人替他这么干了。我第一次听人这么说,还是在程苓峰采访某CEO的实录中。这位CEO实际想表达的是,大公司的人难免拿着鸡毛当令箭,太把领导的话当回事儿。类似的说法有Google老板要买摩托罗拉手机,结果下属把整个公司给买了回来;古永锵让手下人去买个土豆,结果闹出一个优土合并的商业“大案”来。当然,这些段子都只为博诸君一笑而已,没什么事实根据。但各位不难看得出来,当别人太把你当回事的时候,不管环境多么从容,事实都会变得相当尴尬,以至于才有列宁和妓女谜案的第二种可能——列宁下令将妓女统统杀掉。

至于第二种说法,当然有其可能性,列宁也有动机下令杀掉妓女,但传播这个故事的人目的何在呢?首先从有关部门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这是在破坏我和谐社会的根基,暗示我们一直以来尊崇的马列主义导师竟然如此血腥暴力。而站在一个虚拟的第三方角的度来看,这是在还原事实真相。就算站在神坛上如列宁这样的传奇领袖,也难免犯下滥杀无辜之罪。告诉民众领袖的另一面,也算是知识的普及。谁让领袖正好提供了这样略显血腥的谈资呢?

对我而言,列宁等人如何如之何都无所谓。毕竟这不是我能左右的,和我也没有太大关系。当年眼睛同样雪亮的俄国群众肯相信他,我还能说什么呢?一个相隔将近百年的外人,还能说自己的选择比当初的人们更明智、更有说服力?显然不能。因此,我更感兴趣的是,为何这种上面随口一句,下面就跑断腿的事情屡有发生,而且毫无改变的趋向。

反应过度可以说是人性使然。当你被人使唤,尤其是被牢牢控制之后,对人家的反应难免会过激,就像评书里常说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一样。所以,你的上眼皮,那个赏你饭吃的人一声令下,你难免会做得更彻底、更过分,这一点我们中国网民深有体会。原来的九个人和现在的七个人,谁也没有公开表态说要把Youtube、Facebook、Twitter、Google等拦在长城之外,但它们已无缘与我大中华子民相见。领导的原话可能是“坚守社会主义新闻出版阵地”,而到了执行层,会不自觉地加上“将资本主义大毒草连根拔起”这条,既可以营造出天下大同的和谐、稳定局面,又可以借此讨得上司欢心,捞个会办事的好名声,以期在未来得到重用。然而,“上松下紧”如果成为一种办事规律,那我们的未来还有什么生存空间呢?万一领导某日出口的话比这还严厉呢?我们难道真的要在“君父”的威严下服服帖帖死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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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女人的力量

这条新闻其实昨天就报了,但说到大规模扩散,还是在今天。因为今早的《朝闻天下》报道了,CCTV的力量是伟大的,所以,继被卖中国沦为性奴后,朝鲜妇女又火了一回。中国新闻网11月13日的报道这样写道:

据朝中社报道,在朝鲜第4次全国母亲大会召开之际,朝鲜民主妇女同盟(11月)12日向人民军捐赠“女盟”号火箭炮。朝鲜妇女同盟的代表表示,向人民军捐赠“女盟”号火箭炮,显示出朝鲜母亲们愿发扬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建军业绩、弘扬爱国意志。代表们呼吁朝鲜妇女活跃开展多种群众性运动和做好事运动,为社会和集体奋斗。

民众捐赠武器给国家军队,是有先例的。在《诗经》的“秦风”里有一篇名曰“无衣”,如此吟诵: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看到了吧,古时候的人们就知道同仇敌忾这个道理了。不过我总感觉那时的国家还是个松散的体系,人民与之共患难也是必不可少和理所当然的事。在发动人民一致对外这点上做得最成功的还是春秋时期鲁国的曹刿。在与《诗经》大约同期的《左传》里,后人挑出“曹刿论战”一节,内容节选如下: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曹刿觉得权贵们不行,自己主动入朝见国君,告诉他衣食等对人民的小恩小惠和牛羊玉器等对神灵的供奉都不足以支撑一场战争,只有彰显公平、正义的审判裁决才能得民心。曹刿也是因为这个,才愿意和国君一起出征。结果大家都知道了,齐鲁在长勺一战,鲁国一鼓作气,打败了齐国。

在近现代的中国,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有数据说华侨捐赠的东西占军费开支的三分之一,什么汽车、大炮,乃至飞机,都在捐赠之列。在抗美援朝期间,华侨捐赠也成为当时宣传工作要强调的亮点。这么多生动的案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民捐赠东西给国家去备战、打仗,在钱上的意义可能不是很大;但在精神上却是内涵丰富,此类事迹不论用来鼓励民众参战,还是鼓舞兵将士气,甚至用于震慑敌对势力,都有相当大的威力。

在朝鲜妇女捐火箭炮给军队的事情上,这点体现得特别明显。朝鲜人民什么都是国家的,妇女同志能攒那么多钱买火箭炮吗?不太可能。这件事的幕后,极有可能是朝鲜有关部门的一手操控。朝鲜军队被这出自编自导自演的劳军大戏感动了、士气高昂了,但作为敌对势力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此可能只是轻蔑地一笑。就算妇女们自愿捐赠,当局宣传这种劳民伤财的举动,也真够缺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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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耻而后勇

不愧是党的喉舌,看《光明日报》对BBC总裁辞职的评论,竟觉得文中有一丝幸灾乐祸的情绪,11月13日第八版的文章标题是《BBC总裁辞职,难掩内部污浊》,开头这样写道:

11日,英国报纸纷纷报道了英国广播公司(BBC)总裁乔治·恩特威斯尔辞职的消息。恩特威斯尔离去的直接原因是因为“BBC玷污了一位资深政治家的清白名声”。分析人士指出,恩特威斯尔能撑到现在已属不易,BBC的问题绝不只是个别错误报道那么简单。

至于分析人士是谁,写稿的驻伦敦的记者没说。这或许像互联网上的诸多软文,以“有关专家”“业界知名人士”和“分析师”之名自说自话。渐渐地,许多看似颇有道理的论断都难以自圆其说,继而成为一桩桩无头公案,既找不到由头,也看不到出路。

关于《光明日报》笑话BBC的事儿,我得先表个态,毫无疑问,它是可以指责BBC的。虽然它自己也不干净,类似于同期第五版左下角《天猫网购狂欢节总销售额191亿元》的软文屡见报端,但指责别人的前提是基于一个相对公允的行事准则,而非自身绝对纯洁。不过我有种错觉,《光明日报》的心态,有点儿像来京上访的群众。那种期待读者看到BBC丑恶一面的心情,和上访者期待有关部门主持公道一样,不过只停留在哭诉阶段,目标一直遥不可及。这篇报道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光明日报》将这位英国同行轻巧地拉近泥水里批斗,说出了BBC也不干净的事实。遗憾的是,它的目光并未回到国内同行身上。

值得骄傲的是,因为报道出错而将一个媒体的总裁、总编辑拉下马的事情并非英国独有。早在清朝,编《明史》的庄廷鑨和亲戚朋友们,就身陷文字狱,被砍了脑袋。稍近点儿,民国年间因为主办的报纸针砭时弊而被刺杀的有史量才等几人。再近点儿,现代中国的非典时期,南方某报因为不听话而走漏了风声,闹得满城风雨。过后,其主要负责人因为贪污腐败等常见罪名被拉下马。再往近点儿我就不敢说了。我认为《光明日报》不敢揭同行伤疤是有道理的,因为的确有一只无形大手挥舞在空中,遮天蔽日。稍有不爽,就会将一船人砸翻。媒体说真话固然可贵,但因此丢了饭碗,未免不值。而我,撇过这些敏感的事儿不说,就可以换取更大的言论空间,也只好委曲求全。

除了老被公关,总发软文,通稿遍地等几大罪状。包括《光明日报》在内的喉舌们都缺乏自己的个性。别看名字可以工人、青年的瞎叫,但谈到实质性内容,几乎都是《人民日报》的翻版;其形式,又恰似新闻联播的重播——我和谐社会洋溢着幸福之情,而以BBC总裁因报道失实下台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则处在腐朽没落之中。可想而知,那些国家的人民,也因为体制的腐败而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可惜,领导说我们不输出革命,所以,我们只好坐视不管了。

《中庸》有云,知耻近乎勇。发展到现代,就是知耻而后勇。从《光明日报》笑话BBC这件事上,我忽然发现不知耻也可以很勇敢。它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也没有公开认错,甚至找了一个不良典型来批评,借机踩着上位。孰不知,它站在河边太久,自己的鞋早已湿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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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话说古人

今早浏览手机报发现这样一条过时的新闻,竟然勾起了我的表达欲:

五年一届的党代会报告因包含了(敏感,省略)执政的重大理念和举措而备受关注。这份数易其稿、字斟句酌的文件中出现的新词汇、新语句乃至谋篇布局的细微变化,往往包含着重要(敏感,省略)信息,党内的研究者通常称其为“新话”。

按我猜测,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研究者们都左右不了党的路线。因此,种种没话找话的说法,无非是因为难以改变现状而做的妥协。而这个妥协,说白了就是闲的蛋疼。党的高屋建瓴和意味深长是你们区区几个急于上位的学者能理解的吗?那样岂不贬低了我党的领导水平?

回顾既往,发现中国的文人在与现实的博弈中有很多为人称道的做法。先来说伯夷、叔齐二人。他俩都是商末孤竹君的儿子,武王灭商后,他们耻食周粟,采薇而食,最终饿死于首阳山。此抱节守志之举,为后人所称道。可人死不能复生,于后辈亦无太多益处可言。顾炎武想通了这一点,于是,他换了个活法。

在清朝还未入主中原之时,顾炎武名绛,字忠清;明亡后,因为景仰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改名炎武,字宁人。因有亡母遗命终身不得事清,加之个人理想使然,顾炎武一直活动在反清复明的第一线,但终究未能成事,还屡遭牢狱之灾。晚年,官方邀修《明史》,他推辞道:“果有此举,不为介之推逃,则为屈原之死矣!”后来康熙开博学鸿儒科,顾炎武的态度先后是“耿耿此心,终始不变”和“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顾炎武这老头子一辈子没跟上大流,也不爱和有关部门打交道。在他之后将近两百年,梁启超呱呱坠地。此公曾深度参与康有为主导的戊戌变法,后出逃海外,开唱君主立宪的调调。辛亥革命后,他加入了袁世凯一方。之后调转枪头,对袁的称帝、张勋的复辟严词抨击,和段祺瑞成了一伙。后来在四十好几的岁数上转而支持五四运动,并着力倡导新文化运动。

看看人家梁启超就能明白,什么叫做弄潮儿。哪朝哪代,人家都是拿得出手的响当当的人物。现在那些研究“新话”的学者一定在羡慕,梁启超他老人家比起伯夷、叔齐饿死自己的“笨蛋”精神,和顾炎武一辈子绕着清朝走的“逃犯”精神,不知高了几个层级。再看人家和两个老婆生的孩子——最有名的梁思成,建筑学家,先后娶了林徽因、林洙两任太太,子女梁从诫、梁再冰,在环保和媒体领域各有建树;次女梁思庄,图书馆学家,和某领袖有同样的从业经历,与北大图书馆渊源颇深,她闺女和清末奇人杨度的儿子结婚,生女名唤杨念群;三子梁思永系考古学家,在哈佛念完硕士后回国,可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去世了;还有一个儿子叫梁思礼,导弹控制专家,属国宝级人物,可供挖掘的资料不多。

事实告诉我们,一根筋的文人们往往没啥好下场,像顾炎武,虽然没死在清朝的监狱里,老来却因上马失足,呕吐不止而亡。按老一辈的说法,他到头来也没得个善终。而梁启超这样总能看明白时代发展趋势的人,不论是和康有为搞变法,还是和新青年们倡导新文化,总能站在主流之中。时下那些试图从所谓的“新话”中挖掘真理的研究者们,能成为百年来的又一个梁启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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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最美

当年羽泉一曲《最美》,让我至今难忘。歌词这样写道:“你在我心中是最美,  只有相爱的人最能体会。你明了我明了,这种美妙的滋味。”这样的美妙滋味,相信没谁能抵挡得住。然而,近来的一些事,让“最美”二字彻底变了味儿。正如我之前说过的,“最美”已经泛滥到无所不能、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了。试问,如此“最美”,还有美之意味吗?

适逢十八大盛会召开,各式各样歌功颂德的事情数不胜数。在百度新闻里输入“最美”二字,让我们来看一看。你没看错,“找到相关新闻约6,240,000篇”,那可是六百多万篇新闻以“最美”为标题或在内容中谈到过这个词。再来看标题中含有“最美”的新闻——1,260,000篇。一百多万篇,除去由郭晶晶嫁人引发的“最美新娘”的话题,和新华网发布的“谁是荧屏上最美的林黛玉”,其他的“最美女护士”、“最美钟点工”“最美乡村医生”次第映入眼帘。而这些新闻之所以以“最美”冠名,几乎有个统一的说法——网友“封赐”。来看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以“最美 网友”二词搜索新闻全文,得到相关新闻768,000篇。由此我认为,前述“最美”由网友“封赐”的说法,是能讲得通的。

不过我很奇怪,网友为何闲得蛋疼,总给出现的各式新闻人物冠以“最美”之名。更何况,我也是网友一名,怎么从未参与到这数十万回以“最美”命名的盛事中呢?说来,这就像美国总统能代表全美人民一样可笑。有多少美国人支持他,应该还不到一半。说他代表了美国,只能说他代表了一半美国人,而不是代表了全美国。幸好他一般不在贺词里写自己代表了谁,要不,我中国网友大牙笑掉矣?

之前我就曾说过,网友赐名“最美”之说很荒唐。那一桩桩一件件让我们感动的事件背后,恐怕都有一颗地方有关部门唯恐天下不知的痴心。有了官方的推动,管它最美不最美,先用上这个烂俗至极的字眼好了。于是,我们听到了太多的最美,直至耳朵都被磨起了茧子。有关部门的宣传机器,难道真到了理屈词穷的地步?接下来,是不是要有“最美公务员”、“最美宣传部长”之类让人肉麻的新闻出现呢?前车之鉴,后事远未能以之为师,而只在模仿中失掉了应有的新闻价值,也失去了公众对之本有的尊敬和感激之情。

美不美,网友说了算固然好。可惜,现在官方新闻里的网友,怎么看怎么有网评员的感觉。联想到有关部门忙着充实网评员队伍,提高待遇、定期培训,心里不禁紧张起来。难道,这些所谓的网友都是网评员不成?起码,在我听说的以“最美”为名的新闻人物中,我没有看到网友的身影。新闻上说“网友热议”,我在疑惑,他们在哪里热议了?为何我竟然没有感觉到这热火朝天的气息呢?难道我已经如佛爷般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

诚然,我没有佛爷那颗清静自在的心,也不可能超脱于和谐社会太久。可如果我真的在这里,为何竟然对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浑然无知呢?难道这就是罗丹所说:“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来美来。拙劣的艺术家永远戴别人的眼镜。”想来,我不过是个拙劣的文字作者,所以世间满是芬芳,我只看到了风雨。还妄自尊大,在这里说三道四,惹有关部门不痛快。罪过,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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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为十八大献媚

饮水机是个好同志,虽然脑子里全是水,但它很谦虚。每次有人摁它的时候,它都说:“不懂,不懂……”。有些人之所以坏,并非因为血统或其他问题,纯粹是因为压不下身段,总觉得自己了不起。事实上,这类人多半是半瓶子晃荡。真正满的人,乐于将所知所学像饮用水一样输出给别人,而自己则轻晃着略显发福的身躯说:“不懂,不懂……”。

臭显摆是个老毛病,能像饮水机那样自谦的人不多。我曾梦想自己的觉悟能高到宠辱不惊的地步,但后来一想,我没那个本事,还是不要瞎比划了。踏踏实实做好自己,比什么都强。或许有些张扬的我,偏偏看不惯那些洋洋自得的家伙。这不,人民网大言不惭的报道让我彻底反了胃:

截至15时,新闻网站和主要商业网站十八大开幕式报道总浏览量超过5.5亿次,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中国网络电视台开幕式视频直播同时在线人数突破400万人,均创历史新高。

当你掌管了全国的宣传机器,谁有不从举枪就杀,还有人不听话吗?当各网站为了邀功争赏使劲往浏览量等可以作假的数据上贴金时,列举“5.5亿次”这个数字有什么意义吗?当满屏都是此类消息的时候,我们还有权力选择不看吗?虽然这已是常态,也成为宣传部门向高层领导献媚的一种手段,但我还是有些担心,如果这些数字有弄虚作假的成份,还不幸给不长眼的外媒拿到证据,岂不是有损我天朝上国的威严?若这些数字是真的也好。起码我知道还有人关心这个国家,即使全网谄媚也要瞪大双眼,紧盯事件的发展进程。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团结、胜利、继往开来的大会。所以,在我看到如下激动人心、感人至深的场景后,毫不意外:

浙江省诸暨市海亮学校组织万名师生观看电视直播;江苏省苏州市物价局组织全体人员观看现场直播;山东日照市环卫处一线职工们收听收看开幕式;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李庄110KV输变电工程建设工地,供电公司员工集体收看开幕式电视直播;浙江省诸暨市海亮集团员工在车间收看盛会实况;江苏省淮安市市民在体育馆广场收看直播;黑河市逊克县新鄂乡鄂伦春族群众集体收看开幕式。

我相信,新华网挖空心思搜集来的素材并非虚假。虽然有的画面上仅有两个人也被暗示为“市民”,显得好像真有那么强的代表性似的。而类似于海亮学校、海亮集团等公关稿性质较强、明显摆拍的图片新闻,让我怀疑记者的眼界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或者私下收了海亮什么好处。全国组织收看这场盛会开幕式的工厂多了去,为何报完海亮学校万民师生同看开幕式的消息后,还要加上海亮员工在车间收看开幕式的消息呢?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政府公关?

一场本是伟光正的,据说国际瞩目的盛会,被某些企业、记者、媒体搞得面目全非。借着党的事情宣传自己,真能想得出来,也真敢做!若这是趋势,那这样的新闻也会出现在一向宣传中国人民多么幸福,外国人民如何水深火热的《新闻联播》上。好端端开个会,却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证明自己对这个执政集团的忠诚,有必要吗?不嫌肉麻吗?若风气果真如此,不这样有关部门都看不过眼,那许多人真得考虑是否要远走他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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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遗、世遗和梦遗

爷爷曾经告诉我,不要盯着一个字看,越看越不像字。就拿这个“遗”字来说,我可以轻松写出来,但要像小学生一样研究它的间架结构,肯定会迷糊。像我这么糊涂的孩子太少,很多聪明人利用这个“遗”字大做文章。轰轰烈烈的申遗运动已持续了好久,打着世遗旗号涨价的景区并不鲜见,而梦想通过“遗”字发家致富的,更是大有人在。他们,正是我所指的“梦遗族”。背靠遗迹搞开发,以期醉生梦死,正是这帮人的真实想法。

来看这条新闻——中国文物学会历史文化名楼保护专业委员会发起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鹳雀楼、蓬莱阁、大观楼、阅江楼、天心阁、钟鼓楼、天一阁十大历史文化名楼共同申报联合国物质文化遗产,将于11月2日至4日在长沙举办的2012中国历史文化名楼市长论坛暨第九届名楼年会上正式签署《中国十大名楼联合申报联合国物质文化遗产长沙宣言》。

怪自己才疏学浅,我不清楚所谓的十大名楼从何而来。难道像“世界十大文豪”一样是少数人的意淫?幸好在之后的几天,就有消息说十大名楼申遗已遭冷处理,暂时不做了。相信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都松了一口气。昔日上窜下跳的搞串联,被揭出真面目后终于消停了。

面对梦遗族没完没了的折腾,我有四个疑问:第一,对他们来说,世界文化遗产之类的名头代表了什么?第二,有了世遗之名,接下来要做什么?第三,如果申报世遗之后不准涨价,还会不会报?第四,其他国家有世遗之名的建筑或景区,采取的哪些措施可供我们借鉴?

我先试着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世遗这个名头,象征着财源滚滚;赚钱有开源节流之说,有了世遗,源头大开,游人蜂拥而来,数钱数到手抽筋几乎是必然的结局。第二个问题,顶上世遗这顶大帽子,最惬意的事情莫过于放开手脚涨价,而不必怛心人傻钱多的游客望而却步。第三个问题,俗话说得好:“无利不起早”;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盈利前景在诱惑,申遗可能像扶贫一样,是项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神奇事业,在我大中华必定推广无望。第四个问题,伟人之前在香港教育我们:“闷声发大财”;低着头干自己的事,悄无声息地挣钱就好了,干嘛要看别人呢?况且,万一看到利他精神的浮现而我们自己却做不到,岂不是有辱我和谐社会、万邦上国的美名?因此,不看也罢。

目光短浅的我还未能行万里路,也没来得及读万卷书。但我的亲身经历和看别人吐槽能了解到一个事实——如今的假古建、假古人遍地都是。就拿这次“十大名楼”中的阅江楼来说。朱元璋亲自命名,大学士宋濂亲自撰写《阅江楼记》,但直至2001年有关部门重建,几百年来一直“有记无楼”。年仅十余岁的古建筑,负责评判的世遗工作人员可能闻所未闻。其他九个,据说有的内部安了电梯,有的进行了大规模翻新。如此世遗,祖宗的脸往哪儿搁。

而今,世遗变成了钞票的代名词,申遗不过是做足表面文章的政绩工程;而梦遗,却无比真实。从有关部门的幻梦中,我看到了拿祖宗换钱花的一颗“诚心”,也看到了急于在任上作出成绩,好为仕途铺平前路的“热心”,甚至也感觉到了人民群众对此的彻骨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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