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时政

太岁之说，是中国特有的。按维基百科所说，“太岁最早出现在《荀子·儒效》篇中，而避太岁的信仰则是从避岁星的占星术中分化出来的”。那么，太岁到底主吉主凶，以至于人们要有所避讳呢？维基百科又载——古时候将太岁视为君王……太岁为贵神，其所在之向当然也是尊贵吉利的，但是黎民百姓却因为太岁所在的方向太过于尊贵，反而必须避开，以符合上下尊卑的身分。

有句话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太岁虽为中国特色的产物，但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强拉中国与之并称“两极”的美国。美国人平时没什么事儿，甚至在汇率问题上顶着国内压力，屡屡给中国有关部门面子。可一旦涉及到国家安全，看似粗枝大叶的美国佬也不免纠结起来。近来发生的两件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华为案和三一重工案。

按时间来说，三一重工的事儿在前，华为在后；但论影响力，华为这事儿明显比三一重工更引人关注。估计有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所以我先来简要回顾一下这两件事的前因后果。

关于三一重工。9月28日，奥巴马发布总统令，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阻止罗尔斯公司对4个美国风电场项目公司的收购，并要求其出让所有权及相关资产。而这个罗尔斯，正是三一重工的关联公司；这些风电场，正位于海军军事训练限制区内部或者附近。按我的理解，这不正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吗？明知是人家的心头肉，还上去捅一捅，三一重工为国家、为民族的拳拳之心应为我们所铭记；而美国总统出面阻止，也在情理之中。

关于华为。10月8日，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委员会发布针对华为和中兴的报告，内容称两家企业涉及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应该予以其在美从事经营活动更加严格的限制。威胁国家安全这顶大帽子一戴，华为等两家企业以后还想在美国好好混？不可能了，不但涉及军事用途的电信设施不可能用他们的，就连普通民用的，可能也因担心反制而遭弃用。

曾有传言称，中国有堵看不见的长城——GFW，其关键设备来自一家美国公司，名曰思科。也有人说，中国用于干扰敌台的设备大都从法国进口，而条件之一就是不能干扰法广中文的广播。我用这两个小例子是想说明，国家层面的交易使用外国的设备，尤其是电信设备，其实还是有先例的。我想，之前美国人应该也使用了不少华为的设备吧？如今这么高调地针对华为等发表质疑报告，可能和即将来临的大选有关——给选民秀强硬状。只有在这时，才能让我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腐朽和没落，隔四年就玩儿这种选举游戏，有必要吗？像我江山如铁桶般的大中华，无需子民操心，波澜不惊地十年一换该有多好？

无论是深入敌军腹地搞风力发电，还是占领敌军的关键电信设施，都有国家意志的身影。美国人的敏感，可能是神经质的，但也不是毫无根据。我大中华能够利用电信设备建造一个巨型局域网，为何不能操控这些设备来让美国与世隔绝呢？如果我们自己都没能做到公平、正义、开放，还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呢？而今，三一重工所关联的那家公司告了奥巴马，华为则对相关报告表示遗憾。而这，又不全是美国的错，甘于自闭的我们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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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有关部门再度把枪口对准日本，来看这样一条新闻，标题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拜鬼’ 后悔在任时未参拜”，主要内容如下：

靖国神社17日开始秋季大祭，安倍晋三于大祭首日进行了例行参拜。2006年至2007年，安倍晋三任首相期间，因为考虑到中韩强烈反对而没有参拜。今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时，他一度表示，“任首相时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放弃参拜靖国神社，这让我一直悔恨不已”。但被问及如果再次担任首相是否会参拜靖国神社时，他表示“要酌情考虑”。

你可能没注意到，对于安倍晋三参拜晋国神社这件事，国内媒体最主流的说法是“安倍拜鬼”。媒体之间相互抄袭并不罕见，但同时创造了这个词，难免让人怀疑这些新闻的背后都有整齐划一的五个字——新华社通稿。在成功渲染了早成事实的日本控制钓鱼岛的事件后，有关部门还需要一把火，来引爆民众同仇敌忾的情绪。这一回，曾当过官儿的安倍晋三撞到了枪口上。面对新掀起的这一轮反日浪潮，我唯一的感受就是有关部门太不要脸。用爱国、反日绑架了媒体和民众，让他们置身其中，又毫无反抗的余地。

对于安倍晋三的种种看似出位的言论，我的观点只有一个——别相信政客的话。政客这个群体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开弓还有回头箭。别看嘴上说得虎虎生风，到了实际行动中，大都弱到让你大跌眼镜。这一点，能从我们至今尚难说卓有成效的反腐败大业上看得出来，也能从历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后各候选人对中国的态度上看得出来。他们的强硬其实只有一个原因——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如果轮到这帮孙子上台执政，对中国的态度马上来个大转弯。这么大的市场，那么多支持者的聚宝盆，能不重视，能不讨好吗？更何况，安倍晋三现在算什么？以后再当首相的机会有多大？而当了会不会参拜？都在两可之间。

此次有关部门操控媒体集体出手羞辱安倍晋三，着实蹊跷。这种新闻，安排不发不就得了？彻底封杀，咱中国除了翻墙的那些个，谁能知道。而一旦发了，不但全知道了，还感觉自己受侮辱了。解析这出提线木偶大戏，我推断有三点成因。第一，日本曾经侵略中国，所以安倍参拜那些欺负过我们的人，惹到了有关部门，让他们很生气。第二，利用这事儿转移注意力。在无需着墨的地方刻意描画，只消短短数日，总参一姐等负面新闻再无影踪。第三，盛会召开在即，有关部门需要找个发泄的对象来证明自己行，并借机明确和维护其威严。而那个曾经的官儿——安倍，只是一个恰当时间的恰当的牺牲品。

对因安倍晋三参拜晋国神社引发的口水战（估计是单方面的，只有中国这边儿热闹，日本人也懒得回应），我有一个建议送给有关部门和我们的媒体——没必要配合小鬼子演戏。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反对，但人家一直在以各种身份参拜，搞得我们自己很没面子。凭借我们那不光彩的十年的文争武斗的经验，何须这么空口白牙地嚷嚷半天，直接过去利用先进的“破四旧”经验给那些战犯挖坟掘墓不就完了？作为以“公仆”自居的有关部门，有必要摒弃空谈的作风，也有必要舍弃挑动民众情绪的幼稚举动，如果真打算建设和谐社会，就不妨从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小问题开始，成天和外人瞎吵吵，这不是有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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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今天这则满含“正能量”的新闻，我可能不会再说杭州的“坏话”了。我对这座有天堂之美誉的城市没有恶意，也不想对当地的有关部门过多地指手画脚，以免被跨省追捕。“不慎”酿成烟花惨剧的杭州，需要正面情绪的激励，可若看到下面这样的消息，谁心里都难免咯噔一下：

“近日，包括娃哈哈、农夫山泉、康师傅等在内的在杭知名食品生产企业法人代表陆续走入考场，参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知识考试，如果两次没通过，企业就将被暂停核发生产许可证，停产停工。”

这回，业内人士没云里雾里地来上一堆好话，他们中有人对此也很反感，甚至说这样的考试无异于纸上谈兵和作秀，耗时耗力，并不见得有实际效果。或许因品安全兹事体大，专家们也摒弃了一贯的捧臭脚语调，转而建议——考试只是食品生产企业监管方式的一种，政府职能部门要善于运用严格准入、产品抽检等各种“组合拳”。更有“胆大妄为”的网媒，将此与成都市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舒刚自愿参加24小时饥饿体验，以此呼吁市民关注粮食安全的新闻联系起来，评价曰：“饥饿体验或者安全考试，不是最坏的事情，但多是锦上添花的东西，之所以民众会调侃、会挪揄，并不是否定其全部意义，而是以某种解构的姿势，提醒还有更雪中送炭的责任需要履约。”

不管是新闻本身，还是充斥于网络的调侃，都缺乏企业方的声音。不过，你也能猜得到，上眼皮让你去考试，你能说罢考或者批评这个考试毫无意义、浪费时间吗？就算内心真这么想，嘴上也不能这么说。万一因此被查查账、查查流程什么的，那可什么都毁了。

普通民众怎么看这场考试秀呢？也没太大反应。这种新闻，几乎以“岐王宅里寻常见”的频率发布，大家基本扫一眼就过去了，心态大都是“与我无干”。就算“落花时节又逢君”，没啥实际动作，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这个民族，除了一小部分有幸“脱逃”的，大都从苏丹红、三聚氰胺，以及至今尚未消散的地沟油阴云里走来。食品安全问题何止频发，简直是从未终止。在这样的环境下，想让我们重建信心？无异于天方夜谭。

虽然我们从未有过食品层面的安全感，但这玩意儿还是可以有的。有关部门停止作秀，也少去KTV、洗脚城，和洗浴中心，把精力集中在加强监管上。这样，即使最终毫无效果，也能让平民百姓心安。如果只是一味地吵吵自己做了什么，要做什么，而实际去做的事却寥寥无几，又何谈取信于民呢？信任和信用卡一样，透支到一定额度，就不能再刷了；接下来，就该是变本加厉地让你偿还。有关部门现在透支了那么多，不担心以后还不起吗？

我们常说，某某事任重道远。在食品安全问题上，这个词也同样适用。但我们不要忘了，这个词也被广泛用于拖延和推卸责任。虽然我知道和有关部门关系密切的人大都移居国外，或常驻于某地逍遥自在，或环游世界自得其乐；但在我中华大地，有关部门的光辉形象不依然在自以为是地维持着吗？我中国子民视尔等为父母官，结果，尔等竟只知作威作福，甚至作秀，而尽的义务却未到十分之一。杭州这场考试秀，不正秀出这份没担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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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人间天堂——杭州出现的烟花惨剧，凤凰网在报道中一本正经地写道：“浙江杭州13日晚举行西湖博览会开幕式烟花大会，有烟花意外窜入看台，造成大批观众受伤。据中新社引述医院主管说，有一二百人送院，重伤住院的有十多人。事故原因初步相信是操控出现问题，当局公开道歉，并承诺对伤者作出赔偿。”（详见：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10/14/18237855_0.shtml）。如果不出这事儿，相信会见到另一类新闻——“西湖博览会开幕式烟花大会成功上演 百万游客共同见证”云云。如果我们问自己一句，杭州这事儿是偶然的吗？答案当然是“不”。天堂之祸，颇有渊源。

在我们村里，看谁家有钱的一个判断标准是——过年有没有放“花炮”。这个花炮，和杭州这回使用的烟花是同一个性质，不过威力没达到炸伤多人的程度。我上高中的时候，曾在某个正月十五和同学去看县里的“烟花大会”。彼时，上百发烟花争奇斗艳，没见过世面的我们，被彻底惊呆了。而一枚被崩起来的小石子砸到我嘴唇上，则纯属“意外”。现在想来，灾难从不会突然降临，那枚小石子，就是个小小的预警，而我以及有关部门都未注意到。

在我念大学的时候，包头元宵节的烟火，堪称当世胜景。其花费也远非县城里的数十万所能及，听说预算每每探顶或超过百万。当日，释放的场地被封锁，烟花隔了好几里地也能看到，奢华、壮丽，非比寻常。然而，这和北京奥运会的大手笔比起来，只能算小意思。北京那回的大脚印，虽然在电视直播中造了假，但现场所触发的感慨，恐怕只有“惊叹”一词能概括了。在我印象中，那一回操盘烟花事务的团队第一次露了面儿，其中的亮点就是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的女儿也参与其中。彼时，对岸还有担心其女儿被我方统战的声音。

烟花之美、之祸，均由来已久。烟花给人的繁华之感和转瞬即逝的珍惜，是其他东西不能替代的，能玩儿得起这个比昙花一现还值钱的东西，证明你不一般。烟花在此时，也是虚荣心的绽放。烟花次第绽放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腐败的影子。那一炮不像按摩屋里的，明码标价；而是说一千也行，说一万也不是不可以。有关部门手里攥了大把预算，没花出去怎么收回扣？于是，这市场愈发繁荣起来，出于权力的威胁和利益的纠葛，也没人来管。

而今的烟花，越来越有面子工程的意味。县里花几十万，市里的预算如果少于这个数，市领导以后看到县领导，还能抬得起头来吗？像杭州这样的旅游城市，不年不节地放烟花，无非是制造话题，吸引游人。而可怜的土著们，只能当免费吸尘器，为天堂义务净化空气。包括这回的惨剧，哪一次烟花绽放背后，没有钱权交易的阴影？我谨表示怀疑。

若偶尔放放烟花，我没意见。反正每年公款消费也那么多，若能挪点儿到这个上，起码我们还有个乐呵。若能凭这个拉动经济发展，我也没意见，但我们是否也要把环境效益计算在内？面对烟花掩盖下的钱权交易黑幕，高阶的有关部门应该睁开原本闭着的那只眼，为之限量，直至取缔。对像杭州这样“不慎”酿成大祸的，理应对当地有关部门一撸到底。谁批准的？谁实施的？谁收了黑钱？该判的判，该杀的杀，以儆效尤。纵容，只会一再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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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还未颁出时，网络上就已一片欢腾，因为有消息说，莫言和村上春树是今年的两大热门。出于对文学世界的绝望，和久已有之的悲观，我并未跟着起哄。莫言？好像前些年在小说类刊物上看到过他的作品？我不太确定了。因此，他获奖与否，仿佛和我隔了十万八千里，根本毫无关系。

获奖之后的莫言，虽然很低调，但也无妨被书商、同行、文学爱好者，甚至是其他本不知莫言是何许人也的人热捧。将其作品卖断了货的电商们一定狂扇自己耳光，为啥没先知先觉多进点儿货呢？一向文人相轻的同行们，多半在悔恨当年没多亲近亲近，现在好让人家多提携提携。以前看过莫言的，终于可以意气风发地写篇回忆录性质的读后感了；没看过的，现在可以找个理由好好读本书了。古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今有一人获奖，举国欢庆。

冷静之后，有个问题交给大家思考，今年的文学诺奖，为何选中了莫言？回答这个问题，不妨看一眼近期的手机报——《奖莫言or莫言奖？》。细细琢磨之下就能发现，今年的诺奖，颁给了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回顾过往的新闻，莫言还真没有为弱势群体代言或鼓而呼的经历。或许正是因为他醉心于文学创作，不过多地干涉时政，才让宣传部门如此热切地拥上来，动用CCTV、新华网，以及其他所谓的主流媒体一起将他捧到一个新的高度。

莫言获奖后，新华网发了这样一篇报道——《“乡土”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汉语写作赢得世界文学认同》。“乡土”二字，将意外和欣喜之情表露无遗，而后那一句“赢得世界文学认同”，则隐隐显现久不被重视的寂寞和空虚。看到这篇报道，不禁自问，自己参与其中的汉语文字事业，在世界文坛竟然是一个边缘流派？其实，对于我的怀疑，小有名气的美女作家蒋方舟早有定论：“以前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界一直处在比较边缘的地位”。试问，从边缘到被认同，真有这么快？这会不会是又一场有关部门主导的意淫大剧？

诺贝尔奖在我这一代人里，用“如雷贯耳”形容不为过。我一度怀疑，曾有人以“中国为什么没人能获诺贝尔奖”作为课题进行过研究，在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等人的访谈中，记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这个问题。诺贝尔奖究竟代表了什么，有那么重要吗？

诺贝尔先生留下巨额家资，设立了这个奖项，本意可能是奖励那些极富进取精神的人，当然，他们也得取得了极富突破性的进展。每年颁出诺贝尔奖，是对他老先生本人的肯定和怀念，也是对后生晚辈的极大肯定。每年一度的聚焦，放大了诺贝尔奖的重要性，扩大了它的知名度，也让本就追名逐利的人沉湎其中，更加不能自拔。如果一个人或组织的所作所为都是冲着诺奖去的，那诺奖还能看得上它吗？现在看来，不在乎的人最可能被在乎。

至莫言，中国人获诺奖也不是头一遭了，但如此受官方重视，还是第一回。以往的要不就是说人家有政治意图，要不就是妄图给伟大的中国人民施加压力。从没获奖觉得人家好到难以望其项背，到非意中人获奖认为人家阴谋颠覆，再到一个不太爱出风头的获奖，又重新开始捧臭脚，诺奖在中国的经历可谓坎坷。而这一过程，亦可谓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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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航班安全屡受威胁，甚至有一天里两个航班接连因电话威胁而停飞的状况出现。这样的恶作剧太常见了，以至于在我的印象里，所有关于航班的恐吓电话都是徒有其名。想想看，真正的恐怖分子什么时候会大张旗鼓地告诉人家飞机上有炸弹呢？处心积虑那么久，躲还来不及呢，干嘛要自己找事，让平平安安大叔给查获呢？而那些发出威胁的人，究竟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揭开航班屡受电话威胁的幕布，真相可能平淡无奇。正如我们所看到和能理解的——航班一受威胁，众媒体齐齐围观，牵连其中的精英旅客常以微博作为廉价的情绪发泄渠道，搞得官方不得不大张旗鼓地发布声明应对。由于媒体对肇事者处罚等事实的跟进报道，此类事件的影响力还可能进一步扩大。如此一来，威胁一次航班，就能成功引发一次恐慌。在大家的痛骂声中，内心的恐惧情绪却止不住地累积。况且在当下，即使无人拿航班撒气，社会本身的不安情绪也在不断蔓延。人们的愤懑、愁苦，都找不到可靠的宣泄途径。结果，无辜的航班到成了部分人的出气筒，而且还用得越来越爽。

航班因为电话威胁而延误，甚至停飞，有其合理性。毕竟，人命大于天，如果能规避风险，停飞算什么？把飞机拆开来也值。尤其当今世界的局势并不安定，朝鲜、伊朗等流氓国家一再搅和，社会愈发人心惶惶。面对外部环境的恶化，我们当然要加倍小心，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可我们也应该想到，在航班一受威胁就停飞等事故背后，还隐藏了另外一层意思，相关部门的安保措施并未做到一丝不苟，以至于每次威胁都能逼其就范。

由电话威胁而引发航班停飞，其实很荒谬。一个电话就能撬动巨大的公共资源，这是其他手段所不能比拟的。我甚至觉得，打电话的人简直赶得上阿基米德了，不需要支点，也能撼动沉重的飞机。可我们也要问那些心中有气的人，为何要拿人命开玩笑？也许这就是国民劣根性的一部分，弱者喜欢通过伤害自己人来获得满足感，他们的手脚从不敢对外伸。看了那么多因电话威胁而取消航班的新闻，突然有点儿怀疑我国的航空事业，其安全性竟然如此之差，或者说，他们的神经因为经常有政要登临而变得过度敏感了。

据说因航空器引发的死亡事故很少，按照每百万人死于道路和空中交通事故的比例来看，天上的航班明显更具安全性。然而，飞机一出事，影响必然非同小可。多年前包头的那场空难，我还在上大学；而今，我毕业五六年了，罹难者与航空公司的官司依然被媒体争相报道。按照中国飞机十年一大事的概率，或许近几年还真值得绷紧神经、瞪大眼睛。

对于威胁航班，乃至其他交通工具的人，有必要严惩。要不然，出了事才自问当初为什么没把好关，有什么用？我们的社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最好也能照顾一下弱者的情绪，给人家一条生路，别动不动就打电话给骚扰航空公司。同时，航空公司也得做好自己的工作，该检查的绝不疏忽，别让任何担心的事发生在飞机上。万一人家电话里说的是真的，那可怎么办呀！我们亲爱的喉舌们，也该注意自己的报道和渲染的方向，万一因此引发恐慌，岂不正好遂了恶作剧者们的愿？要有人模仿，那不更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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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留神，几毛钱的门票变成几百块了。现在很多景区的价格，好像在学房价，一起向上走。因为景区并不是一种生活必需品，所以无论涨多少，涨多快，好像并不敏感，在人民群众中的反响也没那么大。事实上，景区的价格并不是没人关注，而是这个问题属于月经性问题——每逢放假它就出现了，假期结束也就无人问津了。这回，伴随这个长达八天的双节假期，景区价格问题再度呈现，而且还有成为众矢之的的趋势。

按照中国的法律，不管是景区还是农民的耕地，都是属于国家的。所以我妄自猜测，景区应该是一种集体财产，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然而，就像国有资产在私有化过程中会出现流失一样，现在的景区和中华民族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倒是和部分利益集团走得很近，雅致和低俗终于搅在了一起。那么，景区到底该不该收钱呢？收多还是收少呢？

不得不说，景区收费还是有其合理性的，就像故宫每年都得到国家巨额资金支持去做修缮事宜一样，各大景区维护、清洁都需要花钱。此外，每逢年节就能看到的户外广告，也是要花大价钱去做的。而对景区收费不合理的质疑，大多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景区的门票价格涨价速度太快，高得有点离谱；其二，很多景区自身的服务太差，不但有人工矫揉造作的成份，人流量的控制也不理想；其三，数目巨大的资金从哪里来，又花到了哪里去，普通民众，乃至它的衣食父母——游客不得而知。一方面，需要大把花钱；另一方面，钱又花得不明不白。这其中存在的巨大反差，正是景区涨价不得人心的症结所在。

景区和其他的社会基础设施一样，都具有垄断性和不可转移性。因此，想要找到它的近亲变得异常容易。尤其在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度里，类似于景区涨价这种不得人心的事，多了去了。前段时间有位青年不就给北京大学送了块儿“北京人大学”的大实话性质的匾额吗？相似的事件还有，北京户口的老年人在一定年龄以上的，就可以免费乘坐北京的公交车。而外地的百岁老人进京，也不一定能享受这项待遇。其他类似于社保、最低工资水平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类景区价格问题，就不一一列举了。

出现景区无休止的涨价，还有公交、社保、最低工资水平等垄断性表现得特别明显的问题，原因有很多，但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第一，地方垄断势力的力量在不断加强，他们从景区价格上涨中获取的利益在不断加大，他们与景区形成利益共同体，只想着抬高价格以获利更多、更快。这也是景区涨价的主要动力。第二，国家的控制能力太弱，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过程中，国家几乎彻底“无为”。第三，体制不健全。如果我们有一个良好的休假制度，像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推行长达数周的带薪假期，各景区还会如此疯狂地涨价吗？

破解降价难题，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强制降价，说一不二才显真诚。其次，务必做到收支透明，收了多少，花到了哪儿，游客们得心里有数。再次，在体制逐步健全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不扎堆出游，不要在忙乱中影响了生活质量。最后，我们不得不寄希望于国家，像宝岛台湾学习，多争取几个免签国家——一本护照走天下，引导国民多往外走，开开眼界。有这个天敌，景区还敢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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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老生常谈的话，说出来可能有点儿俗——很多事，知道比不知道更痛苦。此刻的我更愿意相信，朝鲜的国民幸福指数高于中国，也高于美国。当然，这其中的理由并不是说朝鲜人民的生活水平高于我们，而是他们的闭塞程度要高于我们，也高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消息闭塞的好处是眼不见心不烦，不会为琐事所扰。像我天朝上国，处在开放与封闭的交界处，人们知道的多了、杂了，心思也就乱了。朝鲜人民饿死也好，歌舞升平也罢，都处在一个比较平静的状态，而我们却不是。试问当前之中国，还有谁能心平气和呢？

对于朝鲜人民而言，死可能不是最可怕的。反倒是活着，活在一个真相大白的世界里，那种恍然大悟的刺痛才是最可怕的。就像现在的我们，要说知道了点什么，可能谈不上，在这个老人政治的国度，你其实什么都不知道。要说完全不知道，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这种混沌的状态让你迷茫、失望。有个成语叫做生不如死，我想，这就是说生在纠结之中，还不如痛快地死去。微博上一夜之间冒出很多朝鲜人的帐号，有时候我竟然觉得他们所说的都很有道理，看我们笑话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这样活着，陷于迷茫，还不如像他们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呢。谁知，行尸走肉竟有活得明明白白所不能比拟的优势。

从朝鲜人民的经历也能看得出来，国家其实就是一个资深的嫖客，他上了你之后，很开心。当你问他要嫖资的时候，他只能给你四个字的精神安慰剂——爱国主义。且不说名人们对于爱国主义的种种不堪的描述，单就我们的亲身经历来看，也能发现——爱国主义就像一床被子，冬天到了，有关部门需要它，就将它紧紧裹在身上，仿佛自己穿的衣服一样。而一到夏天，就毫不犹豫地换成了毯子，与你无关。也正是基于此，我对所有的爱国之举不抱任何幻想。爱国，难道真的是生活的出路吗？爱国主义难道真的是治世良方不成？

之前，我曾说有关部门就像一个流氓；而今，我却说他们是嫖客。这算不算一种意识形态的进化？很多流氓，就像电影《消失的子弹》里的经典台词所提到的，属于好人一不小心做了坏事。而嫖客，却是刻意为之，近似于一种职业行为。很多流氓像是火龙果，外表有点吓人，但内质没多大问题。这也是很多人愿意称自己为流氓的原因之一。但嫖客就不同了，嫖客有点儿像蒲公英，一阵风，四散而开。他们不过想把种子尽可能广播，有更繁盛的未来。有关部门所做的就是蒲公英式的，到处宣传自己有多爱这个国家。而实际上，他们爱得是钱，和国家没有关系。国家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副扑克牌，或一副麻将，用来赢钱用来娱乐，而并非是发自肺腑的、真心实意的爱。

如果我把有关部门是个嫖客的真相告诉大家，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不适——这会让他们觉得受了侮辱——这么多年以来，竟然被人白嫖了，所得到的回报竟然是一床绣着“爱国主义”四个大字的破被子。可真相不就是让人不舒服的吗？当你知道这床被子的存在，再听到各式各样的爱国文宣，不就会感觉痛苦绝望吗？不就会觉得连朝鲜人民都不如吗？小时候，我曾看到一幅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要知足常乐”。如果我们一直知足，又何求进步？没有进步，又哪来的满足感？没有满足感，又怎么会快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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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看假期的手机报，发现有这样一句话，大致意思是喝茶的时候，心里要有禅意，倾心感觉世间的清凉。我们所在的世界，并非时时刻刻都有这种禅意，相反，很多时候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派乱糟糟的景象。过去真正高深的人，都是大隐隐于市，而小民百姓们，不管愿不愿意，只能在市井里游走，面对高人的境界，始终有一种望尘莫及的感觉。

面对实实在在的生活，其实我们很难有什么禅意。真实的生活，总有让人感觉难过、委屈，甚至不想面对的东西。然而，并非所有的事情都能用“真实”概括之；如果世界在我们眼里只有真实的部分，那将是多么缺乏诗意，多么无聊。生活之真实在于我们可以从真实之中寻找不真实，和种种臆想中不曾料到的东西。如果放眼所及全都是真实，而没有可以想象的空间，那生活还是生活吗？或者那只是一本书，白纸黑字、实实在在地记录了一些东西，只是生活的一个侧面，仅此而已。如果缺乏一颗禅意的心，生活在我们眼里，也不过是这么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了好多，让我们理不清头绪。

可惜的是，只凭“禅意”二字还是难以完全概括生活的本质。许多人的生活，竟然和悲戚紧密相连。那些被粉饰的童年、少年时代的美好，没给他们的生活开个好头。不仅如此，就算不美好，平静的生活还在某个时刻被突然打破，成为一幕彻头彻尾的悲剧。比如在伟光正的国庆期间发生在香港和云南的两个灾难，成为这个长假里抹不去的“非禅意”。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10月1日晚8點半左右，香港南丫島榕樹灣對開海域發生撞船意外，正準備前往香港中環看煙花的香港電燈有限公司船隻「南丫四號」，被一艘港九小輪「海泰號」攔腰撞倒，載有124人的 「南丫四號」入水下沉，僅剩船頭露出水面，一百多人墜海。

如果你关注过这件事，肯定知道这场海难死了39个人。看看香港人是怎么处理的——10月4日，香港全城哀悼南丫島撞船事故遇難者。早上8時許，灣仔金紫荊廣場舉行升旗儀式，國旗及區旗下半旗致哀。中午12時，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率政府主要官員以及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在特區政府總部東翼廣場，為南丫島撞船事故的遇難者默哀三分鐘。中午1點，在全港18區設立的弔唁處開始運作，市民自發前往悼念。特首梁振英聯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等官員到香港禮頓山的社區會堂，簽署弔唁冊悼念。當天中午，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主要官員及員工舉行集體默哀儀式，隨後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前往設在堅尼地城社區綜合大樓的弔唁處悼念。

在大船吃小船的不幸事件中丧生的人们，也算得到了某种礼遇。这个礼遇，是与在云南昭通山体滑坡灾难中丧生的那18人所遭遇的对比而言的。在10月4日的惨剧中，那十几位同学的生活从禅意变为一场无穷尽的噩梦。根据公开资料显示，那位曾写下“多难兴邦”的领导去献了花，还有“昭通公安投入警力1230余人次、车辆520余辆次，疏导车辆1630余辆次，确保灾区社会治安稳定。”

差不多的时间里，香港人开始忙着善后了，甚至赔偿工作据说也到位了，可我们的有关部门呢？忙着稳定民众情绪，我开始怀疑，难道在那个被承诺数十年不变的小岛上，人们都表示情绪稳定，不需要维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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