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生活

虽然开某会的气氛日益浓烈，空气中充满了紧张的气息，但这并没有挡住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上班路上，正好遇到家长送孩子上幼儿园。我走得太晚，小学、中学的孩子们已经在上早自习了，也只能和幼儿园的孩子一起混了。小孩多半是老一辈送来的，他们在前面抢不及地跑，老人们在后面喊：“慢点儿，慢点儿……”。这像极了小时候和姥爷一起出去的情景。不过，那时的我没有幼儿园可上，至多是个活蹦乱跳的小捣蛋。

一起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应该都熟识了。他们各自跑着，转眼就混到一起去了，还相互拥抱，几乎是跳着进了幼儿园的大门。几个家长不免站在一起寒暄几句，天气、交通，也就这些个话题。说几句，渐渐就散了。幼儿园震耳的音乐还在响着，而孩子们的喧闹，几乎要盖过它去。

经这么一折腾，我不禁想起自己的童年来。村里的一大帮孩子几乎装满了那个只有一至四年级的校园。两间石头砌成的大房子里，坐着四个年级的小孩子。房子里课桌分两排，各是一三和二四的组合。上课的时候，老师先给这边低年级的讲，那边高年级的孩子就在玩闹，闹得过分，就会被狠揍一顿。轮到高年级的听讲了，低年级的也不自习，眼怔怔地盯着黑板，心里不知想些什么。

复式班的课间休息时间之长是平常小学不能比的。每次大约有一个小时之多，足够孩子们去补个觉了。不过，那时的我不像现在这样属于“特困户”。一整天精力充沛，几乎连大人的午觉都要给搅黄了。一群孩子在一起疯玩，不知道时间的流逝有多快，也从不珍惜在一起的时光，而尽是打打闹闹。一天下来，口水没少费，打没少挨，泪也没少流。那时的我们盼望着长大，盼望能牙尖嘴利，也盼望着拳头更硬，即使不打架，也能吓唬吓唬人。

而现在呢？看到幼儿园外奔跑追逐的他们，就像亲眼目睹他们在各自家里的形单影只。寂寞是只猛虎，你越关着他，它就越是抗拒。小孩子也有寂寞，他们不想其他复杂的，只想和同龄人一起跑跑、逛逛。而在当下的城市里，这只是一个白日梦。在我小时候，村里也有偷小孩（拐卖人口）的传说，但从没发生过。而在一座座看似防卫森严的城市里，一时不慎，这等千古恨就可能真的萌生。所以，小孩子们被“锁”在各自家里，像过去的大家闺秀一样不准踏出大门半步。即使在院子里玩儿，也要有老人或家长陪着。置于某种监护下的玩耍，这是我以前不能想象的，也是现在习以为常的。

从类人猿到原始社会，人们从分散走向了融合，这在封建社会和我们不承认经历过或正经历的资本主义社会到达了顶峰。而在现代中国，人们从聚居的乡村来到看似更聚集，但内心及形式更疏离的城市，并在独门独户中养成了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而这种意识，也无可避免地用于培养下一代。于是，人与人的间距在不断拉大，心与心也在逐渐远离，不能站到对方立场上想问题，无法理解、无法沟通成为常态，且几近无药可医。

在我看来，城市病不仅包括垃圾围城等物质方面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这种连小孩子相互见面、玩耍都难的精神层面的问题。当他们找不到玩伴，长大了又会陪谁去玩儿、容忍谁呢？所以，这是一个独夫养成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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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普通的社会新闻，让下班路上的我顿感悲凉。不是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吗？这则新闻说的就是这事儿。来看新华网引用《西部商报》的报道，题为《男子将瘫痪8年妻子推入河中 称系妻子主动要求》：

没人知道，贾正武在把妻子推下河堤前的那一刻，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挣扎与纠结？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下定决心推下去之前，他推着妻子在河边足足徘徊了12个小时。“真的是她自己非要我那么做的，她跟我17年了，我不忍心啊！”在当日的庭审中，贾正武哭着说他做的这一切都是按照妻子的哀求，是遵循妻子的意愿。

只摘录了这么一小段，我就已经目不忍视了，可想而知，若通读全文（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2-10/31/c_123895450.htm），心会有多堵、多难过。

法律准许其“代言人”惩罚一个人，限制其自由，让其孤独，令其悔改，甚至直接剥夺其生存的权利。而这个普通的男人贾正武，虽无法律赋予的权利，却因难以承受医疗费和妻子病痛的双重重压而杀了她。对于这个男人，我没有过多的谴责之心，也没有以往对有关部门的那种怒骂的欲望。如果他的儿子、同乡都能原谅，为何唯独我看不开呢？

审判这幕近似于荒谬的人间悲剧的时间，恰在盛会召开之前。看着老头子们一个个出头露面，我忽然为贾正武这个普通人不值。祖国母亲承诺了你那么多，最后给了你什么呢？积贫积弱过去了吗？没有。平时我们都会说“不求回报”的漂亮话。可人民币摆在我们面前时，没有人推脱说“不要”。在盛会开始慷慨激昂之前，贾正武这个不被有关部门记挂和重视的悲哀的农村男人，他苦涩难测的人生随妻子生命的结束和法庭审判的开始要暂告一段落了。

这个发生在甘肃的悲剧，并非个案。因为难以承受高昂的医疗费用和禁不住亲人的苦苦哀求而辅助实施安乐死的案例，几乎遍布全球。其中有些个，还成为经典判例。但在我看过的发生在美帝的相似案例中，钱并非杀人（或言辅助实施安乐死）的主因。对比我中华大地，有多少人因为治不起病而放手？除去这类极少数亲人动手的极端案例，是不是也很普遍？

上述猜测，我可通过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来证明它的存在。在包头工作期间，就有某校某学生的父亲出了车祸。可以救活，但下半辈子几乎就躺在床上要人全程照料了。最终，在亲友的好言相劝下，该学生含泪放弃了力主救治父亲的念头。当一个人的生死交在你手上，但影响这个决策的主因却是钱，而非人所遭受的痛苦，那他们所处的社会是不健康、不和谐的。

生老病死，谁都难挡。若不幸遭遇大病，就算被称为社会主流的中产阶级，恐怕也难以承受。此时，如果我们的社会保障不站出来，更待何时？而当下，我们渴求的健全的医疗保障尚未露面，但有关部门的三公消费却节节攀高。我们希望的国泰民安或许已经在实现中，但一大部分人挣扎在贫困线上却是血淋淋的现实。在此，谨为盛会献上美好的祝愿，希望理论也有联系实际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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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近来无“师德”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所以，打算郑重其事地谈谈这个话题，并就此规劝那些打算拿“师德”撒野、出气的人，还是就此罢手，算了吧。上千年的文明古国，传下来的东西不多，硕果仅存的师德，在这和谐社会里也“白居”不易，就放它一马吧。

先是一件发生在太原的事，新华网这样写道：“近日，有媒体报道，15日下午，太原市蓝天蒙台梭利幼儿园一女老师，在短短十几分钟时间里，狂扇一女童几十个耳光。其他孩子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施暴。”

毫不意外，这件事引起当地有关部门的重视，涉事女教师被判罚拘留15日，幼儿园也被取缔。此外，拉网式大排查、坚决取缔、以此为鉴、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坚决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等表态等也必不可少。

正所谓祸不单行，看似根子在师德上的“扇耳光”事件还未完全落幕，浙江温岭的一位女教师又立新功。在上个报道发出的第二天，新华网这样讲：“城西街道蓝孔雀幼儿园教师颜某当天在活动室里把一孩子的两只耳朵拎着往上提，并叫另一教师用手机拍下这一幕。”对于当地有关部门的举措，新华网这样说：“温岭已在全市通报此事，要求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引以为戒，切实加强师德教育。”

几乎同时发生的两件事，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但两地有关部门几乎有一样的反应——要强化师德教育。师德教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想，应该从这些老师们上小学就已经启动了吧。他们耳濡目染的是什么，也会影响他们以后成为怎样的人。现代的教师们，生在改革开放后的时代，新精神尚未完全充实进来，而旧传统早已“诸神退位”，心中能有什么道德基础？

师德教育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而非有关部门随便说说了事。这一点，相信有关部门也心知肚明。但是，为何在经历这么长时间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之后，我们的精神底子反倒越来越薄弱，甚至无法承载幼儿教育这等看起来容易至极的事业了呢？答案似乎只能是缺少道德基础。

从小，我们的学习对象是只知为人奉献的雷锋，要不就是不管不顾的赖宁，甚至还有不要命的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向秀丽等人。而现实告诉我们，见义勇为者结局大都惨烈，不被有关部门认可的，不被救助者感谢的，还有老无所依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强烈对比，难免令人扭曲。师德隶属于道德，道德都在扭曲中被伤害了，凭什么要求师德独善其身？无良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单独怪罪于师德，岂非无德？

如今，孩子尚在幼儿园的父母，主体应该是曾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独生子女。受到什么样的爱，难免会给予孩子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回报。我想，如果现在还有程门立雪的事情发生，起码也要被以“虐待”之名起诉；若像孔老夫子那样带着学生“亡命”于列国，恐怕会引发全球通缉。小时候，我也见过学生被老师痛打，脑袋、身子、屁股、腿，尤其是手掌，很容易遭受教鞭的侵袭。而今，师生们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准绳，本应各安一隅，可虐待之事反倒盛行不止，这不奇怪吗？这是从“师德”就能说得明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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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难在生活中发现美了，按照罗丹的思维，我的眼睛可能被蒙蔽了。因为看不到美，导致集中在丑的注意力越来越充沛。上回谈到屡受威胁的航班，其实是个未竟的话题，如果我们想要挖掘的话，还是有些余地的。只有航班是“诈弹”威胁的受害者？当然不是，我猜，奔波于祖国各公路网络的司机们，肯定也常被此类言辞恫吓。

小时候，听司机们讲开车的传奇经历，常提及某地民风彪悍，会在半路拦车要钱云云。自那时起，我对周遭的世界充满了惶恐之情，害怕这就是我即将面对的未来。如今提到的陆上交通受威胁，其实源于当时幼小心灵里萌生的这个略带自虐的念头。而事实上，司机们受到的威胁也必然比飞行员要多。举个例子：同是载客，大巴车司机有时连乘客吸烟都阻止不了；而飞行员可因此请乘警制伏其人。汽车太常见，以至于司机所受的威胁常被忽略。

在我的想象中，威胁要破坏道路安全的人应该也有，但或许因为以下几种情况所致，无人知晓。第一种，有人威胁过，但没人泄漏消息，所以外界不得而知。第二种，接线员操着大爷般的口气不屑地扔出一句“神经病”，导致打电话的人直接退缩。第三种，有人有这份心，但苦于车站国家机密般地保守联络方式，只得放弃。第四种，有人曾经想过，但一想到而今车祸这么常见，出了事只有官员“回眸一笑”才能赢得关注，顿觉无趣，转而威胁航班去了。

如果我所想属实，那从道路到天空，不怀好意之人威胁的对象虽然在变迁，但其本质相同——他们更喜欢针对难以驾驭的新鲜事物。就我们自身来说，对这未知世界也总充满惊恐之情，表现出来或许是大惊失色，也可能是大声嘲笑。难以想象汽车甫一面世，带来怎样一种震撼。那时的它，或许就是洪水猛兽，令人望而却步；或者完全像个笑话，和同样驰骋在道路上的马、驴，乃至骡子都无法相提并论。而今，汽车普及了，各种行为规范也逐步建立了，人们也习惯了视而不见，仿佛大街上的车水马龙，就像做家务时开的电视机一样，近似于背景音，那么普通，平凡到不值一提。

当人们对汽车的理解从怪兽进化到平常事物之后，就得面对因为汽车普及而导致的环境问题和交通拥堵问题。这两个问题像慢性病一样，逐渐侵入每一个城市，甚至是繁忙的村镇；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顽疾都没有消散的迹象。当汽车的平均速度还赶不上自行车时，我们就该反思，从陌生到熟悉，再到厌恶，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让我们疲于应付。

对于已知世界的熟知，导致我们背对它，转而走向爱理不理的疏远境地。不管是爱，还是恨，似乎都在依这一路径而走。在从熟知走向未知的过程中，我们的内心有矛盾，有挣扎，也有久久不能平息的向往。而未知又难免变成下一个熟知，现在备受威胁的是航空安全，那么，在不远的将来，它还会得到如此“关爱”吗？那时候的它，没有了憎恨和怨气的陪伴，又会是怎样一种落寞？

我们远未达到仁爱之境，在这条路上，我们走得艰难而痛苦，以至于我们中的部分人需要将痛苦转嫁到别人身上才能使自己获得片刻安宁。是谁错了？我们？还是这久被忽略的平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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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汹涌而来的批评，我们要敢于说：“这不是我的错。”先从一个简单的道理说起——俗语有云，一个巴掌拍不响。当不愿意面对的事情发生了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错的只有对方，而要深切体会那种一拍即合的默契。当然，这种默契如果用在犯错上，效率更高。与精诚合作相对应的是狼狈为奸，现实世界中的我们，作为狼，如果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狈，恐怕只能一辈子甘拜下风。而这种状态，应该是每一个人都不愿意见到的。

对错误的奇特的“两分法”，能给我们的良心带来些许安慰。遇事不要把错都揽到自己身上，有益于身心健康。不过，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在评书里经常听到的这句话，而现实中如此稀松平常。这不，这个十一长假，路上堵了，景区乱了，人心慌了。而有关部门嘴里念念有词，拿国民劣根性说事儿。为什么高速公路会有这么多车？国民爱占小便宜呗。为什么景区那么多人？国民喜欢扎堆呗。为什么拥堵过后的高速公路上遍地垃圾？司乘人员素质差呗。这些从鲁迅时代就看似有理有据的说辞，满含着推卸责任的意味。国民哪有那么大本事，在这个长假里如此“兴风作浪”。

有关部门拿早已存在并广为人知的国民劣根性说事儿，其根本原因是不愿意担负任何责任。试问，为何会有这个可笑的黄金周，而不是像欧美国家一样有切实可行的带薪假期？记得当年取消五一长假的时候，有关部门给出的理由是化整为零，让国民有更多假可以休。诚然，假期是多了一天，可人们能用于出游的时间却依然没有增加。难道那短短的两三天都要花到路上？于是，在十一长假里，人们旅游的需求突然间爆发了，给高速公路、景区，还有治安造成巨大的压力。正如我所说，错不在我们，与平民百姓无关。

问题频出的背后，当然少不了利益诉求前来插上一脚。关于利益，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景区。在当地人眼里，景区就是个普通的地方，甚至在连年的人工改建之后，还有点儿假模假式。然而，前来旅游的外地人可不这么想，他们在硬广、软文，以及旅行社低价促销的召唤下，来到了这里。面对蜂拥而来的人流，景区所做的不是预警、限流，而是无节制地售票获利。所谓摩肩接踵，在这个长假里跑到各景区逛的人们，肯定见识过了。这种变态的情况，也让许多人望而生畏，他们说坚决不带孩子在这个世界出游，以免留下中国的景区由数不清的屁股构成的印象。可笑？或可悲到哭不出来。

从袁世凯称帝前的造势，到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的荒谬。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被归类，被分为三六九等。往前点儿，满清时代，汉族和满、蒙通婚都受限制；再往前，元朝的汉人不过比奴隶的等级稍高一些。基于国家利益的有色眼镜，总将与国家无关的普通人卷入历史的车轮下。而坐在车上的权贵们，不仅不可怜这些被碾压的人们，还打心眼儿里讨厌他们，觉得这些人挡了他们升官、发财的路。当今的我们，其实也是挡路之人。

面对纷至沓来的指责，我们这些安善良民无需恐慌。推卸责任是一种古老的人性冲动，有关部门慌不择路地把引发假日里种种怪现状的罪责推到我们身上，我们若不吭声，可不就任由他们坑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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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看手机报，还想不起那被粉饰的童年。手机报上引用弗洛伊德的观点——关于童年的美好回忆，多半被粉饰过。诚然，文过饰非这回事，谁不会做呢？普通人可以学着说个小谎，一个组织可以定个宏大的目标，有关部门可以骗自己也骗别人说事不关己，国家则可以抬出至高无上的利益来说自己代表了人民。这其中，无疑是有好孩子的，就像电影《消失的子弹》里提到的——没有坏人，只有不小心做了错事的好人。

童年太遥远，也太模糊了，我们还是先说说每一个曾经的好孩子吧。我觉得总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在所有人的记忆里，自己都曾是个好孩子。我也不例外。小时候，大约上五年级，在村里的一场庙会里，我在卖雪糕的旁边捡了五毛钱。当我把钱还给卖雪糕的人时，他很高兴，悄声问我：“买雪糕吗？我可以给你便宜点儿？”。说实话，这五毛钱本来打算自己留着的，但因为刚刚受过《思想品德》教科书的刺激，所以宁愿把它还给别人。这个还钱的动作，是不情愿的，也是机械的，刹那间就这么做了。没想那么多，更没想要人家表扬我，或给我什么回报。所以，在听到他说可以便宜点卖给我一根雪糕时，我愣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悔恨，悔不该直接还钱，买一根雪糕也是好的，起码自己还能吃点什么。接下来的反应就是感觉受到了侮辱——我这明明是“学雷锋，做好事”，你却要给我什么报酬（买雪糕能便宜点儿），这不是看不起我吗？

当然，现在的我依然为当初的大义凛然而自豪。而且我相信，这种童年的美好，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都经历过。当初赶庙会的时候，家里也会行政拨款，给点儿零花钱。但因为我更愿意去买一些书，所以心理上不太倾向于花钱买雪糕。基于这个大前提，我感觉别人要以便宜点儿卖一根雪糕给我作为物归原主的回报是种侮辱。如果他说：“小兄弟，谢谢你还钱给我。要买书吗？我可以便宜点儿卖给你。”这或许会让我好受很多。

那时的我，也算是个小小的读书人。在上初中学了周先生的《孔乙己》之后，明白了读书人和书之间的微妙关系。然后回想当初的“受辱”经历，不禁自问：“以便宜点儿卖给你一本书做为回报就不算是侮辱了吗？”也许正如孔乙己所说，读书人偷书不算偷，读书人和书之间所发生的，在我们心里其实算不上一种纯粹的买卖关系。以至于书在读书人这里，也算不上是一种纯粹的商品。所以，在深受高尚、纯粹的思想浸染的好孩子眼里，你所奖励的千万不要是别的东西，而最好是书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

在我看来，给人一个正确的奖励，好过给他最丰厚的奖励。正确与否可以影响一个人今后的走向，而丰厚与否只能波及一时的痛快。如果当年那位卖雪糕的大哥反过来给我一块钱，我可能会喜出望外，那这个奇特的经历过段时间就会忘记了吧。如果他老人家真有慧根，给我一本书做为回报，那我可能会记得这个事一辈子。当然，因为他提议便宜点儿卖我一根雪糕，以至于我现在都念念不忘。现在看来，这才是最有持久性的奖励。

这些日子里，好事做得越来越少，错事反倒做了很多。当年，或许真有这么一个机会，让我变成好孩子，而我，竟然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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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俗话说得好——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小时候，我只听过前一句，当我听到后一句时，很是不解——前浪为什么会死在沙滩上呢？对呀，这是为什么？前浪是自个儿明明白白地甘愿死在沙滩上，还是极不情愿地被迫死在那儿？虽然没有真实的浪来告诉我个中缘由，但我愿意从人的角度来解析这个事情，说说被拍死在沙滩上的前浪。

前浪之死，首先缘于其试验性和先进性。当年，谭嗣同认为没有不流血的变革；而今，我同样认为没有不死的先驱。诸多前浪所面对的是片未知的世界，不像你我可以活在安乐窝里。他们所要作出的牺牲，来源于不确定性，这也是他们备受推崇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一片未知的世界里开疆拓土，牺牲在所难免。所以，很多前浪的牺牲颇有舍身取义的大义凛然，并非如常人所想，踟躇不已、左右为难。当然，出于“仁”和“义”，很多前浪的死因变得讳莫如深，他们是死于一种精神吗？是出于其本意吗？我们不得而知。我们远远望去，只见得前浪被拍死在沙滩上，却不知有没有谁动了手脚。

用无利不起早的老理来看，前浪之死，必然有其原因。后浪们那么积极，总得有所图吧。从先驱的角度来看，后浪不外乎图名；从掘金者的角度来看，后浪图的一定是利。不是有人说了吗？利字身旁一把刀。巧合的是，不光是利，色字头上，不也正好有把刀吗？后浪所需要的，正是前浪所拥有，而且还不一定珍惜。如果后浪想要到能以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为代价的程度，那对于这些，我们还有什么需要避讳的吗？可能没有。

如果你没有仔细玩味，可能不会觉得前后浪之间的争斗和前赴后继有什么不同。在这二者之间，我最想强调的是，前后浪之间所发生的，并非都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举个例子，受伟大理想感召的新中国有关部门，一直强调“弱国无外交”，将大清国、民国等阶段的外交史统统归到屈辱史一列。然而，就算在彼时积贫积弱的中国，依然有“能工巧匠”着力修补各种关系，以期将国家利益最大化。新旧之间的争斗，不就是前后浪的角力吗？不过，前浪往往因为对外使尽了力气，面对自己兄弟的竞争，反倒失去了后劲。于是，我们看到一批批前浪被晒在了沙滩这块耻辱之地，诉说着自己的睿智和无奈。只可惜，在我们大多数人心里，前浪的示范效应并没有那么明显。反倒是后浪这种后起之秀，吸引了我们的眼球，甚至在某些时候被错误地奉为圭臬，成一时之笑谈。

戊戌年的康梁也好，现实世界里的改革派也罢，在言传上，可能都没什么问题，而一旦牵涉到身教等死生大事，谁有如谭嗣同一般的勇气，不介意别人曲解他的本意，误会他为君王而死。将生命置之度外固然可贵，可在什么都不确定的情况下就甘愿作出牺牲，这种精神更为难得。谭嗣同之后的仁人志士们，肯为理想而死者有哉，但在明知会成为前浪的情况下还愿意舍弃小我，完成组织，甚至理想的大我的，并不多见。

我们都是俗得不能再俗的人，如果总避讳这一点，总想将再平凡不过的事件剔除所有的金钱和人性因素，净化为传说中的理想国，那对我们而言都太难了。况且，我们本该正视前后浪之争，善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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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有本书很出名，叫做《不抱怨的世界》。按照中国畅销书的惯例，陆续有《不抱怨的时间》《不抱怨的世界2》《不抱怨的法则》《永不抱怨的世界》等种种神奇的作品出现。你看看，我的这种“如数家珍”的列举方式，就像是在抱怨了吧。我甚至能为之想出一句俏皮话来——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抱怨抱怨。你可能没见过特别明显的感恩，但你肯定见过抱怨个不停的人。我们就是这样，还需看别人？对着镜子照照我们自己，不就都明白了吗？说不抱怨，谈何容易！这来得甚至比感恩要难许多。对了，这一句也是抱怨。

有种莫名其妙的状态，叫做说溜了嘴；还有种情况，叫做开个玩笑。可悲的是，大多数被说溜了的内容，都是真实的；而所有的玩笑，也无不包含不玩笑的因素。而我们的抱怨，在说溜了嘴和玩笑之外，更显得无足轻重，感觉就像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能量场，激发你时时刻刻有此行为。

在我看来，抱怨似乎有一种奇怪的激励效应。它让你不断这么去做，并能从中获得奖赏。这种奖赏或许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或许是别人实实在在的回报，像某种形式的让步和同情。无论是心理的，还是物质的，都会让你感觉非常受用。有了奖赏的抱怨，变得愈发普遍，也更加一发而不可收拾。而仅凭我们自己，凭我们“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又怎能知道抱怨带来的激励效应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呢？

也许有关部门在建设和谐社会之外，也需要建设一个不抱怨的社会。这个社会不需要你投入太多精力，却有相当丰厚的回报。当然，这个社会从未有过；甚至在遥远的未来，它也不可能出现。抱怨是天性使然，人能斗得过？忽然想起郭德纲的经典段子——人不要和人性作斗争。对于抱怨，我们还是不要将其禁足，而要让它自由发挥。或许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自己从未仔细考虑，但潜意识里却一直存在的东西。而潜意识的能量是巨大的。

如果我们已经悲观到只能从抱怨里找到抱怨的话，那未来会何等渺茫。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而抱怨，几乎没有不惨淡的，或许抱怨就是人生。就像硬币会有字和花两面一样，你想将抱怨从人生中摘除，那就犯了大错。因为对抱怨的误解和恨，你被带入万劫不复之境也是大有可能的。我没有想要吓唬谁，不敢面对抱怨，简直就是对人生最大的放弃。对很多人而言，如果没有抱怨带来的兴奋，快乐又从何说起？

我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是个这也看不惯那也瞧不起的爱抱怨的人。而事实上，我是那种这也受得了，那也忍得了的普通人。抱怨，我见得多了，也渐渐习惯了。这个习惯的过程，也是自我麻醉，逐渐麻木的过程。我常想，作为传说中的万物之主，上帝他老人家会不会也有很多可抱怨的事情，也有一腔怒火或者冤屈无处发泄？若我不幸言中，我们又何苦苛求不抱怨呢？

无论如何，我们都得坦然接受这个抱怨的世界，面对常常抱怨的自己，也时刻容忍别人的抱怨。我甚至悲观地认为，那些倡导建立一个不抱怨的世界的人，就像某领导口中的反动派一样，不过是个纸老虎，仅此而已。而自诩聪明善良的我们，又何苦去抱怨已成的抱怨呢？泰然处之，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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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想起姥姥来，大哭不止。姥姥没念过书、不认识字，矮小、缠足，但留在我回忆里的，却是满满的爱。八岁上学之前，妈妈因为孩子多照顾不过来，就将我送到姥姥家。狭长的山沟一侧，是一排排屋舍，另一侧是村民开垦出来的土地。虽然大都倾斜得厉害，但村民们依然种上了谷子、糜子、瓜果，和蔬菜什么的，每到夏秋，丰收的喜悦连我这个小孩子都能感受得到。

印象中，姥姥是从那时候才不去地里劳作的，当然，这只是我的错觉。姥姥的虚弱，起因是早先年的一场大病。在我学前常驻的那段时间里，总体状况还算好。之后，我在家乡的小学从一念到四年级，学校是复式班，一三年级、二四年级共用一个教室，而且周六无休。于是，我只在周末偶尔跟着爸妈一起去趟姥姥家。年幼加上路途遥远，走了几回，竟然不愿意再去，并为此大哭大闹。姥姥家的确偏僻了点儿，而我，也不懂事了点儿。

村里的小学没有五年级，我只能选择到姥姥家或另外一个村继续念小学。当然，我选择了姥姥家的那所。彼时我的感觉是，那里的老师严厉了些，而且多数同学我也叫不上名字来。还记得第一堂数学课，我因为不会做题，被卡在讲台上下不来。那种窘迫，是今后所少有的。而那时的姥姥、姥爷，则花费了大量时间来照顾我——早上叫我起床、晚上看我睡着，外加一天三顿饭，甚至洗洗衣服什么的。现在看来，当年衣食无忧的我绝对算得上骄纵，而他们却如此包容。

爱，不但让当时的我们幸福满满，还可能让事后的我们无地自容。现在的我想起当时的情状，怎能忍得住悲伤？想起姥姥几乎带病照顾一个小孩子，而这个小孩子又如此的不听话，甚至在之后数年都没有尽到回馈他老人家的义务。只可惜，我想到的时候，已经晚了，姥姥已经过世了。阴阳相隔的人们如果还能听到彼此的心声，世间还会有遗憾吗？只可惜，她再也听不到了，留给我的只有满腔的遗憾和力所不逮的悔恨。

自上初中、高中以来，虽然学校离家只有不到三小时的路程，但回去的次数已明显减少。若逢暑假、寒假、国庆等节日，虽然回去，但也经常懒得出去。就算后来姥姥搬离了山沟，住得离我们近了点儿，也总觉隔了些距离，不愿常去。加上长大之后的我，已不需要往日那种无微不至的照顾，所以，去姥姥家，也就没有了当年想要吃好的、睡懒觉的原始冲动。

在姥姥的身体不济、体力难支之后，就搬到了离家很近的一个院落里。虽是家里的旧房子，但经老爸的收拾，居然变得有了家的模样。我们的距离虽然近了，但我回家的次数却又减少了。以忙于工作的理由，换得每年过年回家一次的结果。现在想来，那不是我想要的，而在当时，却也是我懒得改变的。我常不理解春运的意义，而今，我得体味再也不能与姥姥一起过年的苦涩。

唐代的崔护感慨人面桃花的物是人非，而我，只能独自体味如此爱我的姥姥黯然离世的悲伤。虽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从此不能相望相守的人们，该如何平静地看待这一切。虽知有命、有天，但面对早已过去的别离，还是难以自持地悲痛起来。人生一世，有多少人会如姥姥这般从小照看你，却又放手让你展翅高飞呢？我不知该如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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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猫，精灵古怪，聪明到几乎说出话来。大学头几年，曾听过维多利亚·贝克汉姆的一首歌——unconditional love。一对夫妻可能无法给予对方unconditional love，但对于他们的孩子，几乎可以肯定，是无条件的、不求回报的。人对猫也是如此，虽然它并不能为你做什么，但你十有八九会会无条件地爱上它。

下午，我带了酸奶回来，也分给猫一些，可它没有喝。作为一个期望值蛮高的猫监护人，怎甘看它如此浪费？我一手端水钵、一手捏着它的大脑袋，把它的嘴摁进酸奶里。可它闭上眼睛，不理我。待我松手，它只是舔干净嘴周围和地上的酸奶，就悻悻地走开了。

又试了几次，它也只是试探性地尝了几口，不肯再喝。而且，还偏要跳上窄窄的圆凳，和我挤在一起。

它要是乖乖的就好了，不会有那么多烦恼。它喜欢躺在腿上睡觉，每次不小心掉下去时，条件反射式地抱住腿，拉出一条细长的血痕。它还是个偷窥狂，喜欢看人上厕所或洗澡。它男女通吃，以至于我分不清它是公是母。它一副温润善良的模样，偷窥时也明火执仗，甚至还会对你叫上几声，生怕你不知道它在看一样。

明早，喂小家伙一些火腿。只是，现在的它，依然躺在我腿上，悠然自得地做着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