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降价难题

一不留神,几毛钱的门票变成几百块了。现在很多景区的价格,好像在学房价,一起向上走。因为景区并不是一种生活必需品,所以无论涨多少,涨多快,好像并不敏感,在人民群众中的反响也没那么大。事实上,景区的价格并不是没人关注,而是这个问题属于月经性问题——每逢放假它就出现了,假期结束也就无人问津了。这回,伴随这个长达八天的双节假期,景区价格问题再度呈现,而且还有成为众矢之的的趋势。

按照中国的法律,不管是景区还是农民的耕地,都是属于国家的。所以我妄自猜测,景区应该是一种集体财产,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然而,就像国有资产在私有化过程中会出现流失一样,现在的景区和中华民族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倒是和部分利益集团走得很近,雅致和低俗终于搅在了一起。那么,景区到底该不该收钱呢?收多还是收少呢?

不得不说,景区收费还是有其合理性的,就像故宫每年都得到国家巨额资金支持去做修缮事宜一样,各大景区维护、清洁都需要花钱。此外,每逢年节就能看到的户外广告,也是要花大价钱去做的。而对景区收费不合理的质疑,大多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景区的门票价格涨价速度太快,高得有点离谱;其二,很多景区自身的服务太差,不但有人工矫揉造作的成份,人流量的控制也不理想;其三,数目巨大的资金从哪里来,又花到了哪里去,普通民众,乃至它的衣食父母——游客不得而知。一方面,需要大把花钱;另一方面,钱又花得不明不白。这其中存在的巨大反差,正是景区涨价不得人心的症结所在。

景区和其他的社会基础设施一样,都具有垄断性和不可转移性。因此,想要找到它的近亲变得异常容易。尤其在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度里,类似于景区涨价这种不得人心的事,多了去了。前段时间有位青年不就给北京大学送了块儿“北京人大学”的大实话性质的匾额吗?相似的事件还有,北京户口的老年人在一定年龄以上的,就可以免费乘坐北京的公交车。而外地的百岁老人进京,也不一定能享受这项待遇。其他类似于社保、最低工资水平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类景区价格问题,就不一一列举了。

出现景区无休止的涨价,还有公交、社保、最低工资水平等垄断性表现得特别明显的问题,原因有很多,但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第一,地方垄断势力的力量在不断加强,他们从景区价格上涨中获取的利益在不断加大,他们与景区形成利益共同体,只想着抬高价格以获利更多、更快。这也是景区涨价的主要动力。第二,国家的控制能力太弱,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过程中,国家几乎彻底“无为”。第三,体制不健全。如果我们有一个良好的休假制度,像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推行长达数周的带薪假期,各景区还会如此疯狂地涨价吗?

破解降价难题,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强制降价,说一不二才显真诚。其次,务必做到收支透明,收了多少,花到了哪儿,游客们得心里有数。再次,在体制逐步健全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不扎堆出游,不要在忙乱中影响了生活质量。最后,我们不得不寄希望于国家,像宝岛台湾学习,多争取几个免签国家——一本护照走天下,引导国民多往外走,开开眼界。有这个天敌,景区还敢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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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的错

面对汹涌而来的批评,我们要敢于说:“这不是我的错。”先从一个简单的道理说起——俗语有云,一个巴掌拍不响。当不愿意面对的事情发生了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错的只有对方,而要深切体会那种一拍即合的默契。当然,这种默契如果用在犯错上,效率更高。与精诚合作相对应的是狼狈为奸,现实世界中的我们,作为狼,如果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狈,恐怕只能一辈子甘拜下风。而这种状态,应该是每一个人都不愿意见到的。

对错误的奇特的“两分法”,能给我们的良心带来些许安慰。遇事不要把错都揽到自己身上,有益于身心健康。不过,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在评书里经常听到的这句话,而现实中如此稀松平常。这不,这个十一长假,路上堵了,景区乱了,人心慌了。而有关部门嘴里念念有词,拿国民劣根性说事儿。为什么高速公路会有这么多车?国民爱占小便宜呗。为什么景区那么多人?国民喜欢扎堆呗。为什么拥堵过后的高速公路上遍地垃圾?司乘人员素质差呗。这些从鲁迅时代就看似有理有据的说辞,满含着推卸责任的意味。国民哪有那么大本事,在这个长假里如此“兴风作浪”。

有关部门拿早已存在并广为人知的国民劣根性说事儿,其根本原因是不愿意担负任何责任。试问,为何会有这个可笑的黄金周,而不是像欧美国家一样有切实可行的带薪假期?记得当年取消五一长假的时候,有关部门给出的理由是化整为零,让国民有更多假可以休。诚然,假期是多了一天,可人们能用于出游的时间却依然没有增加。难道那短短的两三天都要花到路上?于是,在十一长假里,人们旅游的需求突然间爆发了,给高速公路、景区,还有治安造成巨大的压力。正如我所说,错不在我们,与平民百姓无关。

问题频出的背后,当然少不了利益诉求前来插上一脚。关于利益,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景区。在当地人眼里,景区就是个普通的地方,甚至在连年的人工改建之后,还有点儿假模假式。然而,前来旅游的外地人可不这么想,他们在硬广、软文,以及旅行社低价促销的召唤下,来到了这里。面对蜂拥而来的人流,景区所做的不是预警、限流,而是无节制地售票获利。所谓摩肩接踵,在这个长假里跑到各景区逛的人们,肯定见识过了。这种变态的情况,也让许多人望而生畏,他们说坚决不带孩子在这个世界出游,以免留下中国的景区由数不清的屁股构成的印象。可笑?或可悲到哭不出来。

从袁世凯称帝前的造势,到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的荒谬。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被归类,被分为三六九等。往前点儿,满清时代,汉族和满、蒙通婚都受限制;再往前,元朝的汉人不过比奴隶的等级稍高一些。基于国家利益的有色眼镜,总将与国家无关的普通人卷入历史的车轮下。而坐在车上的权贵们,不仅不可怜这些被碾压的人们,还打心眼儿里讨厌他们,觉得这些人挡了他们升官、发财的路。当今的我们,其实也是挡路之人。

面对纷至沓来的指责,我们这些安善良民无需恐慌。推卸责任是一种古老的人性冲动,有关部门慌不择路地把引发假日里种种怪现状的罪责推到我们身上,我们若不吭声,可不就任由他们坑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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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者的痛苦

有句老生常谈的话,说出来可能有点儿俗——很多事,知道比不知道更痛苦。此刻的我更愿意相信,朝鲜的国民幸福指数高于中国,也高于美国。当然,这其中的理由并不是说朝鲜人民的生活水平高于我们,而是他们的闭塞程度要高于我们,也高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消息闭塞的好处是眼不见心不烦,不会为琐事所扰。像我天朝上国,处在开放与封闭的交界处,人们知道的多了、杂了,心思也就乱了。朝鲜人民饿死也好,歌舞升平也罢,都处在一个比较平静的状态,而我们却不是。试问当前之中国,还有谁能心平气和呢?

对于朝鲜人民而言,死可能不是最可怕的。反倒是活着,活在一个真相大白的世界里,那种恍然大悟的刺痛才是最可怕的。就像现在的我们,要说知道了点什么,可能谈不上,在这个老人政治的国度,你其实什么都不知道。要说完全不知道,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这种混沌的状态让你迷茫、失望。有个成语叫做生不如死,我想,这就是说生在纠结之中,还不如痛快地死去。微博上一夜之间冒出很多朝鲜人的帐号,有时候我竟然觉得他们所说的都很有道理,看我们笑话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这样活着,陷于迷茫,还不如像他们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呢。谁知,行尸走肉竟有活得明明白白所不能比拟的优势。

从朝鲜人民的经历也能看得出来,国家其实就是一个资深的嫖客,他上了你之后,很开心。当你问他要嫖资的时候,他只能给你四个字的精神安慰剂——爱国主义。且不说名人们对于爱国主义的种种不堪的描述,单就我们的亲身经历来看,也能发现——爱国主义就像一床被子,冬天到了,有关部门需要它,就将它紧紧裹在身上,仿佛自己穿的衣服一样。而一到夏天,就毫不犹豫地换成了毯子,与你无关。也正是基于此,我对所有的爱国之举不抱任何幻想。爱国,难道真的是生活的出路吗?爱国主义难道真的是治世良方不成?

之前,我曾说有关部门就像一个流氓;而今,我却说他们是嫖客。这算不算一种意识形态的进化?很多流氓,就像电影《消失的子弹》里的经典台词所提到的,属于好人一不小心做了坏事。而嫖客,却是刻意为之,近似于一种职业行为。很多流氓像是火龙果,外表有点吓人,但内质没多大问题。这也是很多人愿意称自己为流氓的原因之一。但嫖客就不同了,嫖客有点儿像蒲公英,一阵风,四散而开。他们不过想把种子尽可能广播,有更繁盛的未来。有关部门所做的就是蒲公英式的,到处宣传自己有多爱这个国家。而实际上,他们爱得是钱,和国家没有关系。国家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副扑克牌,或一副麻将,用来赢钱用来娱乐,而并非是发自肺腑的、真心实意的爱。

如果我把有关部门是个嫖客的真相告诉大家,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不适——这会让他们觉得受了侮辱——这么多年以来,竟然被人白嫖了,所得到的回报竟然是一床绣着“爱国主义”四个大字的破被子。可真相不就是让人不舒服的吗?当你知道这床被子的存在,再听到各式各样的爱国文宣,不就会感觉痛苦绝望吗?不就会觉得连朝鲜人民都不如吗?小时候,我曾看到一幅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要知足常乐”。如果我们一直知足,又何求进步?没有进步,又哪来的满足感?没有满足感,又怎么会快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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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禅意

也是看假期的手机报,发现有这样一句话,大致意思是喝茶的时候,心里要有禅意,倾心感觉世间的清凉。我们所在的世界,并非时时刻刻都有这种禅意,相反,很多时候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派乱糟糟的景象。过去真正高深的人,都是大隐隐于市,而小民百姓们,不管愿不愿意,只能在市井里游走,面对高人的境界,始终有一种望尘莫及的感觉。

面对实实在在的生活,其实我们很难有什么禅意。真实的生活,总有让人感觉难过、委屈,甚至不想面对的东西。然而,并非所有的事情都能用“真实”概括之;如果世界在我们眼里只有真实的部分,那将是多么缺乏诗意,多么无聊。生活之真实在于我们可以从真实之中寻找不真实,和种种臆想中不曾料到的东西。如果放眼所及全都是真实,而没有可以想象的空间,那生活还是生活吗?或者那只是一本书,白纸黑字、实实在在地记录了一些东西,只是生活的一个侧面,仅此而已。如果缺乏一颗禅意的心,生活在我们眼里,也不过是这么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了好多,让我们理不清头绪。

可惜的是,只凭“禅意”二字还是难以完全概括生活的本质。许多人的生活,竟然和悲戚紧密相连。那些被粉饰的童年、少年时代的美好,没给他们的生活开个好头。不仅如此,就算不美好,平静的生活还在某个时刻被突然打破,成为一幕彻头彻尾的悲剧。比如在伟光正的国庆期间发生在香港和云南的两个灾难,成为这个长假里抹不去的“非禅意”。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10月1日晚8點半左右,香港南丫島榕樹灣對開海域發生撞船意外,正準備前往香港中環看煙花的香港電燈有限公司船隻「南丫四號」,被一艘港九小輪「海泰號」攔腰撞倒,載有124人的 「南丫四號」入水下沉,僅剩船頭露出水面,一百多人墜海。

如果你关注过这件事,肯定知道这场海难死了39个人。看看香港人是怎么处理的——10月4日,香港全城哀悼南丫島撞船事故遇難者。早上8時許,灣仔金紫荊廣場舉行升旗儀式,國旗及區旗下半旗致哀。中午12時,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率政府主要官員以及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在特區政府總部東翼廣場,為南丫島撞船事故的遇難者默哀三分鐘。中午1點,在全港18區設立的弔唁處開始運作,市民自發前往悼念。特首梁振英聯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等官員到香港禮頓山的社區會堂,簽署弔唁冊悼念。當天中午,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主要官員及員工舉行集體默哀儀式,隨後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前往設在堅尼地城社區綜合大樓的弔唁處悼念。

在大船吃小船的不幸事件中丧生的人们,也算得到了某种礼遇。这个礼遇,是与在云南昭通山体滑坡灾难中丧生的那18人所遭遇的对比而言的。在10月4日的惨剧中,那十几位同学的生活从禅意变为一场无穷尽的噩梦。根据公开资料显示,那位曾写下“多难兴邦”的领导去献了花,还有“昭通公安投入警力1230余人次、车辆520余辆次,疏导车辆1630余辆次,确保灾区社会治安稳定。”

差不多的时间里,香港人开始忙着善后了,甚至赔偿工作据说也到位了,可我们的有关部门呢?忙着稳定民众情绪,我开始怀疑,难道在那个被承诺数十年不变的小岛上,人们都表示情绪稳定,不需要维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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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怎么奖励好孩子

要不是看手机报,还想不起那被粉饰的童年。手机报上引用弗洛伊德的观点——关于童年的美好回忆,多半被粉饰过。诚然,文过饰非这回事,谁不会做呢?普通人可以学着说个小谎,一个组织可以定个宏大的目标,有关部门可以骗自己也骗别人说事不关己,国家则可以抬出至高无上的利益来说自己代表了人民。这其中,无疑是有好孩子的,就像电影《消失的子弹》里提到的——没有坏人,只有不小心做了错事的好人。

童年太遥远,也太模糊了,我们还是先说说每一个曾经的好孩子吧。我觉得总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在所有人的记忆里,自己都曾是个好孩子。我也不例外。小时候,大约上五年级,在村里的一场庙会里,我在卖雪糕的旁边捡了五毛钱。当我把钱还给卖雪糕的人时,他很高兴,悄声问我:“买雪糕吗?我可以给你便宜点儿?”。说实话,这五毛钱本来打算自己留着的,但因为刚刚受过《思想品德》教科书的刺激,所以宁愿把它还给别人。这个还钱的动作,是不情愿的,也是机械的,刹那间就这么做了。没想那么多,更没想要人家表扬我,或给我什么回报。所以,在听到他说可以便宜点卖给我一根雪糕时,我愣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悔恨,悔不该直接还钱,买一根雪糕也是好的,起码自己还能吃点什么。接下来的反应就是感觉受到了侮辱——我这明明是“学雷锋,做好事”,你却要给我什么报酬(买雪糕能便宜点儿),这不是看不起我吗?

当然,现在的我依然为当初的大义凛然而自豪。而且我相信,这种童年的美好,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都经历过。当初赶庙会的时候,家里也会行政拨款,给点儿零花钱。但因为我更愿意去买一些书,所以心理上不太倾向于花钱买雪糕。基于这个大前提,我感觉别人要以便宜点儿卖一根雪糕给我作为物归原主的回报是种侮辱。如果他说:“小兄弟,谢谢你还钱给我。要买书吗?我可以便宜点儿卖给你。”这或许会让我好受很多。

那时的我,也算是个小小的读书人。在上初中学了周先生的《孔乙己》之后,明白了读书人和书之间的微妙关系。然后回想当初的“受辱”经历,不禁自问:“以便宜点儿卖给你一本书做为回报就不算是侮辱了吗?”也许正如孔乙己所说,读书人偷书不算偷,读书人和书之间所发生的,在我们心里其实算不上一种纯粹的买卖关系。以至于书在读书人这里,也算不上是一种纯粹的商品。所以,在深受高尚、纯粹的思想浸染的好孩子眼里,你所奖励的千万不要是别的东西,而最好是书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

在我看来,给人一个正确的奖励,好过给他最丰厚的奖励。正确与否可以影响一个人今后的走向,而丰厚与否只能波及一时的痛快。如果当年那位卖雪糕的大哥反过来给我一块钱,我可能会喜出望外,那这个奇特的经历过段时间就会忘记了吧。如果他老人家真有慧根,给我一本书做为回报,那我可能会记得这个事一辈子。当然,因为他提议便宜点儿卖我一根雪糕,以至于我现在都念念不忘。现在看来,这才是最有持久性的奖励。

这些日子里,好事做得越来越少,错事反倒做了很多。当年,或许真有这么一个机会,让我变成好孩子,而我,竟然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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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浪因何死在沙滩上?

有句俗话说得好——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小时候,我只听过前一句,当我听到后一句时,很是不解——前浪为什么会死在沙滩上呢?对呀,这是为什么?前浪是自个儿明明白白地甘愿死在沙滩上,还是极不情愿地被迫死在那儿?虽然没有真实的浪来告诉我个中缘由,但我愿意从人的角度来解析这个事情,说说被拍死在沙滩上的前浪。

前浪之死,首先缘于其试验性和先进性。当年,谭嗣同认为没有不流血的变革;而今,我同样认为没有不死的先驱。诸多前浪所面对的是片未知的世界,不像你我可以活在安乐窝里。他们所要作出的牺牲,来源于不确定性,这也是他们备受推崇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一片未知的世界里开疆拓土,牺牲在所难免。所以,很多前浪的牺牲颇有舍身取义的大义凛然,并非如常人所想,踟躇不已、左右为难。当然,出于“仁”和“义”,很多前浪的死因变得讳莫如深,他们是死于一种精神吗?是出于其本意吗?我们不得而知。我们远远望去,只见得前浪被拍死在沙滩上,却不知有没有谁动了手脚。

用无利不起早的老理来看,前浪之死,必然有其原因。后浪们那么积极,总得有所图吧。从先驱的角度来看,后浪不外乎图名;从掘金者的角度来看,后浪图的一定是利。不是有人说了吗?利字身旁一把刀。巧合的是,不光是利,色字头上,不也正好有把刀吗?后浪所需要的,正是前浪所拥有,而且还不一定珍惜。如果后浪想要到能以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为代价的程度,那对于这些,我们还有什么需要避讳的吗?可能没有。

如果你没有仔细玩味,可能不会觉得前后浪之间的争斗和前赴后继有什么不同。在这二者之间,我最想强调的是,前后浪之间所发生的,并非都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举个例子,受伟大理想感召的新中国有关部门,一直强调“弱国无外交”,将大清国、民国等阶段的外交史统统归到屈辱史一列。然而,就算在彼时积贫积弱的中国,依然有“能工巧匠”着力修补各种关系,以期将国家利益最大化。新旧之间的争斗,不就是前后浪的角力吗?不过,前浪往往因为对外使尽了力气,面对自己兄弟的竞争,反倒失去了后劲。于是,我们看到一批批前浪被晒在了沙滩这块耻辱之地,诉说着自己的睿智和无奈。只可惜,在我们大多数人心里,前浪的示范效应并没有那么明显。反倒是后浪这种后起之秀,吸引了我们的眼球,甚至在某些时候被错误地奉为圭臬,成一时之笑谈。

戊戌年的康梁也好,现实世界里的改革派也罢,在言传上,可能都没什么问题,而一旦牵涉到身教等死生大事,谁有如谭嗣同一般的勇气,不介意别人曲解他的本意,误会他为君王而死。将生命置之度外固然可贵,可在什么都不确定的情况下就甘愿作出牺牲,这种精神更为难得。谭嗣同之后的仁人志士们,肯为理想而死者有哉,但在明知会成为前浪的情况下还愿意舍弃小我,完成组织,甚至理想的大我的,并不多见。

我们都是俗得不能再俗的人,如果总避讳这一点,总想将再平凡不过的事件剔除所有的金钱和人性因素,净化为传说中的理想国,那对我们而言都太难了。况且,我们本该正视前后浪之争,善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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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的世界

据说有本书很出名,叫做《不抱怨的世界》。按照中国畅销书的惯例,陆续有《不抱怨的时间》《不抱怨的世界2》《不抱怨的法则》《永不抱怨的世界》等种种神奇的作品出现。你看看,我的这种“如数家珍”的列举方式,就像是在抱怨了吧。我甚至能为之想出一句俏皮话来——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抱怨抱怨。你可能没见过特别明显的感恩,但你肯定见过抱怨个不停的人。我们就是这样,还需看别人?对着镜子照照我们自己,不就都明白了吗?说不抱怨,谈何容易!这来得甚至比感恩要难许多。对了,这一句也是抱怨。

有种莫名其妙的状态,叫做说溜了嘴;还有种情况,叫做开个玩笑。可悲的是,大多数被说溜了的内容,都是真实的;而所有的玩笑,也无不包含不玩笑的因素。而我们的抱怨,在说溜了嘴和玩笑之外,更显得无足轻重,感觉就像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能量场,激发你时时刻刻有此行为。

在我看来,抱怨似乎有一种奇怪的激励效应。它让你不断这么去做,并能从中获得奖赏。这种奖赏或许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或许是别人实实在在的回报,像某种形式的让步和同情。无论是心理的,还是物质的,都会让你感觉非常受用。有了奖赏的抱怨,变得愈发普遍,也更加一发而不可收拾。而仅凭我们自己,凭我们“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又怎能知道抱怨带来的激励效应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呢?

也许有关部门在建设和谐社会之外,也需要建设一个不抱怨的社会。这个社会不需要你投入太多精力,却有相当丰厚的回报。当然,这个社会从未有过;甚至在遥远的未来,它也不可能出现。抱怨是天性使然,人能斗得过?忽然想起郭德纲的经典段子——人不要和人性作斗争。对于抱怨,我们还是不要将其禁足,而要让它自由发挥。或许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自己从未仔细考虑,但潜意识里却一直存在的东西。而潜意识的能量是巨大的。

如果我们已经悲观到只能从抱怨里找到抱怨的话,那未来会何等渺茫。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而抱怨,几乎没有不惨淡的,或许抱怨就是人生。就像硬币会有字和花两面一样,你想将抱怨从人生中摘除,那就犯了大错。因为对抱怨的误解和恨,你被带入万劫不复之境也是大有可能的。我没有想要吓唬谁,不敢面对抱怨,简直就是对人生最大的放弃。对很多人而言,如果没有抱怨带来的兴奋,快乐又从何说起?

我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是个这也看不惯那也瞧不起的爱抱怨的人。而事实上,我是那种这也受得了,那也忍得了的普通人。抱怨,我见得多了,也渐渐习惯了。这个习惯的过程,也是自我麻醉,逐渐麻木的过程。我常想,作为传说中的万物之主,上帝他老人家会不会也有很多可抱怨的事情,也有一腔怒火或者冤屈无处发泄?若我不幸言中,我们又何苦苛求不抱怨呢?

无论如何,我们都得坦然接受这个抱怨的世界,面对常常抱怨的自己,也时刻容忍别人的抱怨。我甚至悲观地认为,那些倡导建立一个不抱怨的世界的人,就像某领导口中的反动派一样,不过是个纸老虎,仅此而已。而自诩聪明善良的我们,又何苦去抱怨已成的抱怨呢?泰然处之,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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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被爱的人

因为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午夜善恶园》在奇艺缓冲不畅的缘故,一口气看完了美剧《国土安全》第一季的十二集和第二季的第一集。看这部电视剧的过程,也是我人生经历巨变的一个阶段。直到看完了,才想起几乎同时看完的一本书——《北京法源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年代,人们所做的选择几乎相同——没有人去领先行者的情,没有人在意他们怎么想,他们的牺牲也得不到所有人的尊敬。然而,前进的脚步不能就此停下。

在小说《北京法源寺》里,李敖写了这样一段话,长篇大论,有点奇怪,但听起来像是在预言若干年后的现实世界——“他过去做先知带路,带得与人们距离近,大家跟得上;可是,现在他做先知带路,却带得与人们距离远了,大家跟不上了,跟不上却还误以为他落伍,这不是他的悲哀,这是追随者的悲哀。”我想不只是小说里,在我们的历史和现实当中,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先知走得太快了,我们以为他抛弃了我们,甚至误以为我们把他甩远了。岂不知,先驱一直走在我们前面,而我们,究竟难以望其项背。

比无视先知更可悲的是,我们还嘲笑他,说他步子迈得太大,扯到了蛋。如果不能忍受这一切,人们也不会将其尊为先知;那如果真能忍受这一切,还有多少人知道他是先知呢?或许在更多人看来,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之辈,或他只懂得巧言令色、博取功名而已。小说《北京法源寺》里的人物普净(李十力),在末了突然醒悟:“可是,在最后这段路里,他还是走在我前面。”先知常不为人所知,可是,他何尝不事事走在别人前面呢?

从小说《北京法源寺》里,我能感觉到——在李敖看来,中国人或许都不那么可爱,他们不愿意,甚至也不需要被爱。本已受人恩惠的他们,抢食革命党的人血馒头,甚至抢食其肉,这是怎样一种悲哀的心态啊。在先知看来,他们需要被爱、被保护,而在他们看来,先知还是滚远一点为妙。事实上,不论是先知还是普通人,对别人的爱和保护都得建立在对方愿意接受的基础上。否则,我们最好还是识趣一点,退求自保。人不要和混蛋过不去。

在我沉迷其中许久的美剧《国土安全》里,Carrie的精准预测无异于先知,但是,横亘在她保护国家安全道路上的,不但有自负的副主管David,还有自己亲爱的导师Saul。甚至从她自己来讲,对Brody到底是信任还是怀疑,也始终摇摆不定。可不是吗?!我们又怎能清清楚楚地看懂一个人呢?又怎知他是恐怖分子还是战争英雄呢?Carrie所经历的就像一个牌局,你可以预测到将会发生什么,但是你永远猜不透对手的底牌是什么。然而,在保护国家安全这条路上,往往没有底牌可亮,对手也没有底线,就看你如何逼近真相。

人生如此,多少人希望这不过是南柯一梦。可梦醒了,我们终将面对一切。在《国土安全》第一季里,Carrie的国家没有遭遇想象中的毁灭性打击——包括副总统在内的军方高层被“斩首”——一网打尽。而在现实中,又哪儿找像Carrie这样的幸运儿呢?如果我们不幸爱上做先知的感觉,就学着去忍耐。忍耐那些不甘愿被爱、被保护的人对我们的怀疑和失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终将是对的,就算有再多的怀疑和指责,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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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文化

好大的花篮

期待不如什么都不想,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生存规律,你想改变什么就意味着已经陷入了死循环。本着对有关部门近乎执着的怀疑,我一直在疯狂的谩骂和攻击。想必,有名的“攻击现行社会制度”的罪名,就应该安到我这样的人头上。然而,一个人心中若是没有爱,又哪来这看似无缘无故的恨呢。我一直自豪地认为,对有关部门没有理由的爱,就是对自己残忍的恨。那么,我恨自己吗?当然不。所以,我并不喜欢有关部门。

我悲观地认为,现行社会制度最大的问题在于,好钢使不到刀刃上。或许在美帝的反对派看来,他们的国家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别人有此毛病,绝不能成为我们拒绝认错的借口。有时候,有些痛痛入骨髓了,慢慢的就察觉不到了。好钢总也使不到刀刃上,慢慢的,我们就认为这很正常。毫无疑问,这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是对国民的犯罪。

由于法不责众的心理作祟,在西安游行的暴徒,敢于把日系车主往死里打。也是由于这种奇怪的心理,有关部门敢于集全国之力,在天安门广场竖个巨大的花篮。乍一想,这没什么,国庆嘛,本就该高高兴兴地花点儿钱乐呵乐呵。可是,这笔钱名义上不还是属于我们纳税人的吗?可中国的几亿劳动者,哪敢集合起来问个究竟呢?哪有时间讨个公道呢?他们都被堵在高速公路上,堵在熙熙攘攘的景区里,堵在人来人往里动弹不得。

听说,广场上的花篮非常之大。我从一些照片上看到,站在其下的人显得那么渺小。也许,这就是国家和个人的对比——国家繁华似锦,那么高大,而个人那么渺小,那么不值一提。在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国家的形象被一再强化,而个人的作用,被渐渐抹杀。在许多教科书里,我所见到的个人不是黄继光、邱少云等英勇的同志,就是类似于繁忙的春天里勤劳的蜜蜂那样的隐喻。难道,人民的作用只是用来工作、纳税,而没有丝毫权利可言?要谈中华民族之崛起,怎能避而不谈中华民族人民之崛起呢?

那高高在上、富丽堂皇的大花篮,仿佛一本经典的教科书,告诉我们国家就是这个样子,而我们只能仰视它、崇拜它。我天真地认为,这个大花篮的变革,要从教科书的变革开始。如果从教科书上学到的只有奴性,那我们一辈子恐怕只能遥望星空慨叹,而不能脚踏实地做点儿实事。只可惜,现行的教科书,比香港人反对的国民教育更甚,到处是奴颜媚骨的气息。看到那些文章的瞬间,你可能怀疑自己是不是手拿《人民日报》的文艺版。

正如谚语所说,罗马非一日建成,教科书的改革和大花篮的裁撤,也非一朝一夕之事。虽然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就此放弃努力。如果现在的我们什么都不做,那将来的我们,恐怕什么都没机会去做了。正如歌曲《谁不说俺家乡好》所言,每个安善良民的内心,谁不希望国家好呢?可就在我们打算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时候,有人却在乱花我们的钱。因为这笔钱的数目太大,所以,我们天真地认为,这钱我们花不起。然而,要是没有我们这些草民百姓,这笔钱又从何搜刮而来呢?每一个平凡之人的内心,都蕴藏着不平凡的力量,就看释放与否了。十八大召开在即,我说这些不和谐的,正在被和谐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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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马路杀手

刚听说几个德国人死在了前往天津的高速公路上。可惜之余,竟没有丝毫意外——德国人所遭遇的,不正是每一个平常的中国老百姓每天所要面对的吗?在拥堵的高速公路上,就连技艺精湛的集装箱货车司机和久经考验的客车司机都能相撞,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不可能呢?

在有关部门宣布高速公路在假日期间免费的消息后,群情雀跃,似乎大家都以为这是个好事儿。然而事情正像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讲得那样:“政府为了讨好百姓,经常利用百姓的无知,搞一些似是而非的事。国庆高速免费就是一例。大家以为可以捡便宜,结果大上其当,损失的堵车时间远远超过所省的高速费。其他如经济适用房,高档廉租房,莫不如此。可惜的是百姓太容易上当,不知道自己真正利益在哪里,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糊涂。不知哪天才明白。”(语出:http://weibo.com/1235457821/yEy0XzhdQ)

我们所经历的似是而非太多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分不清楚。当有关部门说高速公路在假日期间免费的时候,他们实际想说什么呢?这是给子民们在大规模的游行、暴动之后的奖赏,还是某种掩饰?用来掩饰已成规模,并逐渐蔓延开来的群体性事件;还是用来掩饰社会的不安情绪已经到达了一个顶峰?且不说高速公路假日期间免费的消息,单就9·18前后各种游行所爆发出的矛盾来看,我们已经毫无安全感可言了。在9·18的很多天后,北京某小巷子的许多日系车车牌被撬走了,理由当然不外乎爱国。如果在这片名义上还算生我养我的土地上都没有安全感可言,那又何谈爱呢?

每逢有关部门宣布某项东西免费,或有某个福利的时候,我总是习惯性的不安,甚至因此紧张起来。这不是他们的风格啊?这些高举“为人民服务”大旗的好同志怎会在酒足饭饱之余想到类似“路有冻死骨”之类的事情呢?不对啊!我承认自己的疑心病很重,以至于有时候看不到别人的真心诚意,但我得说,每次剖析有关部门招数背后的用意,我的倾向几乎无一例外的准确。正所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有关部门每次出手,必然是有目的、有动机的。对此,我们绝不能视而不见。

针对高速公路的民怨由来已久,听说许多高速公路的收费早已超过了年限。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有关部门做什么了吗?的确,是少了那么几个收费站。但俯瞰我中华大地,还不是收费站林立?以前,有个笑话说——我军将领嘲笑越南人,你们还想打进北京来?从广西到北京的过路费你们都交不起!何尝是越南人,就连我GDP超越日本的大中华子民,也经常为过路费发愁。这回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大拥堵,车祸连连的怪现状,其根本原因还是很多人买得起车、加得起油,但舍不得过路费——实在太贵了。真正的马路杀手,还是有关部门。

过去,强盗们经常说一段话:“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现在,我们文明了,就连拦路抢劫也想办法将其变得有理有据。遍地的收费站,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强盗们进了城,变成了文明人。他们的犯罪行为不再明火执仗,而变得更加隐蔽了。忽然,他们说从某天开始,不抢你们钱了。于是,百姓无不闻风而动,而他们,竟杀人于无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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