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LV

太岁之说，是中国特有的。按维基百科所说，“太岁最早出现在《荀子·儒效》篇中，而避太岁的信仰则是从避岁星的占星术中分化出来的”。那么，太岁到底主吉主凶，以至于人们要有所避讳呢？维基百科又载——古时候将太岁视为君王……太岁为贵神，其所在之向当然也是尊贵吉利的，但是黎民百姓却因为太岁所在的方向太过于尊贵，反而必须避开，以符合上下尊卑的身分。

有句话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太岁虽为中国特色的产物，但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强拉中国与之并称“两极”的美国。美国人平时没什么事儿，甚至在汇率问题上顶着国内压力，屡屡给中国有关部门面子。可一旦涉及到国家安全，看似粗枝大叶的美国佬也不免纠结起来。近来发生的两件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华为案和三一重工案。

按时间来说，三一重工的事儿在前，华为在后；但论影响力，华为这事儿明显比三一重工更引人关注。估计有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所以我先来简要回顾一下这两件事的前因后果。

关于三一重工。9月28日，奥巴马发布总统令，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阻止罗尔斯公司对4个美国风电场项目公司的收购，并要求其出让所有权及相关资产。而这个罗尔斯，正是三一重工的关联公司；这些风电场，正位于海军军事训练限制区内部或者附近。按我的理解，这不正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吗？明知是人家的心头肉，还上去捅一捅，三一重工为国家、为民族的拳拳之心应为我们所铭记；而美国总统出面阻止，也在情理之中。

关于华为。10月8日，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委员会发布针对华为和中兴的报告，内容称两家企业涉及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应该予以其在美从事经营活动更加严格的限制。威胁国家安全这顶大帽子一戴，华为等两家企业以后还想在美国好好混？不可能了，不但涉及军事用途的电信设施不可能用他们的，就连普通民用的，可能也因担心反制而遭弃用。

曾有传言称，中国有堵看不见的长城——GFW，其关键设备来自一家美国公司，名曰思科。也有人说，中国用于干扰敌台的设备大都从法国进口，而条件之一就是不能干扰法广中文的广播。我用这两个小例子是想说明，国家层面的交易使用外国的设备，尤其是电信设备，其实还是有先例的。我想，之前美国人应该也使用了不少华为的设备吧？如今这么高调地针对华为等发表质疑报告，可能和即将来临的大选有关——给选民秀强硬状。只有在这时，才能让我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腐朽和没落，隔四年就玩儿这种选举游戏，有必要吗？像我江山如铁桶般的大中华，无需子民操心，波澜不惊地十年一换该有多好？

无论是深入敌军腹地搞风力发电，还是占领敌军的关键电信设施，都有国家意志的身影。美国人的敏感，可能是神经质的，但也不是毫无根据。我大中华能够利用电信设备建造一个巨型局域网，为何不能操控这些设备来让美国与世隔绝呢？如果我们自己都没能做到公平、正义、开放，还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呢？而今，三一重工所关联的那家公司告了奥巴马，华为则对相关报告表示遗憾。而这，又不全是美国的错，甘于自闭的我们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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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有关部门再度把枪口对准日本，来看这样一条新闻，标题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拜鬼’ 后悔在任时未参拜”，主要内容如下：

靖国神社17日开始秋季大祭，安倍晋三于大祭首日进行了例行参拜。2006年至2007年，安倍晋三任首相期间，因为考虑到中韩强烈反对而没有参拜。今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时，他一度表示，“任首相时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放弃参拜靖国神社，这让我一直悔恨不已”。但被问及如果再次担任首相是否会参拜靖国神社时，他表示“要酌情考虑”。

你可能没注意到，对于安倍晋三参拜晋国神社这件事，国内媒体最主流的说法是“安倍拜鬼”。媒体之间相互抄袭并不罕见，但同时创造了这个词，难免让人怀疑这些新闻的背后都有整齐划一的五个字——新华社通稿。在成功渲染了早成事实的日本控制钓鱼岛的事件后，有关部门还需要一把火，来引爆民众同仇敌忾的情绪。这一回，曾当过官儿的安倍晋三撞到了枪口上。面对新掀起的这一轮反日浪潮，我唯一的感受就是有关部门太不要脸。用爱国、反日绑架了媒体和民众，让他们置身其中，又毫无反抗的余地。

对于安倍晋三的种种看似出位的言论，我的观点只有一个——别相信政客的话。政客这个群体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开弓还有回头箭。别看嘴上说得虎虎生风，到了实际行动中，大都弱到让你大跌眼镜。这一点，能从我们至今尚难说卓有成效的反腐败大业上看得出来，也能从历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后各候选人对中国的态度上看得出来。他们的强硬其实只有一个原因——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如果轮到这帮孙子上台执政，对中国的态度马上来个大转弯。这么大的市场，那么多支持者的聚宝盆，能不重视，能不讨好吗？更何况，安倍晋三现在算什么？以后再当首相的机会有多大？而当了会不会参拜？都在两可之间。

此次有关部门操控媒体集体出手羞辱安倍晋三，着实蹊跷。这种新闻，安排不发不就得了？彻底封杀，咱中国除了翻墙的那些个，谁能知道。而一旦发了，不但全知道了，还感觉自己受侮辱了。解析这出提线木偶大戏，我推断有三点成因。第一，日本曾经侵略中国，所以安倍参拜那些欺负过我们的人，惹到了有关部门，让他们很生气。第二，利用这事儿转移注意力。在无需着墨的地方刻意描画，只消短短数日，总参一姐等负面新闻再无影踪。第三，盛会召开在即，有关部门需要找个发泄的对象来证明自己行，并借机明确和维护其威严。而那个曾经的官儿——安倍，只是一个恰当时间的恰当的牺牲品。

对因安倍晋三参拜晋国神社引发的口水战（估计是单方面的，只有中国这边儿热闹，日本人也懒得回应），我有一个建议送给有关部门和我们的媒体——没必要配合小鬼子演戏。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反对，但人家一直在以各种身份参拜，搞得我们自己很没面子。凭借我们那不光彩的十年的文争武斗的经验，何须这么空口白牙地嚷嚷半天，直接过去利用先进的“破四旧”经验给那些战犯挖坟掘墓不就完了？作为以“公仆”自居的有关部门，有必要摒弃空谈的作风，也有必要舍弃挑动民众情绪的幼稚举动，如果真打算建设和谐社会，就不妨从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小问题开始，成天和外人瞎吵吵，这不是有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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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今天这则满含“正能量”的新闻，我可能不会再说杭州的“坏话”了。我对这座有天堂之美誉的城市没有恶意，也不想对当地的有关部门过多地指手画脚，以免被跨省追捕。“不慎”酿成烟花惨剧的杭州，需要正面情绪的激励，可若看到下面这样的消息，谁心里都难免咯噔一下：

“近日，包括娃哈哈、农夫山泉、康师傅等在内的在杭知名食品生产企业法人代表陆续走入考场，参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知识考试，如果两次没通过，企业就将被暂停核发生产许可证，停产停工。”

这回，业内人士没云里雾里地来上一堆好话，他们中有人对此也很反感，甚至说这样的考试无异于纸上谈兵和作秀，耗时耗力，并不见得有实际效果。或许因品安全兹事体大，专家们也摒弃了一贯的捧臭脚语调，转而建议——考试只是食品生产企业监管方式的一种，政府职能部门要善于运用严格准入、产品抽检等各种“组合拳”。更有“胆大妄为”的网媒，将此与成都市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舒刚自愿参加24小时饥饿体验，以此呼吁市民关注粮食安全的新闻联系起来，评价曰：“饥饿体验或者安全考试，不是最坏的事情，但多是锦上添花的东西，之所以民众会调侃、会挪揄，并不是否定其全部意义，而是以某种解构的姿势，提醒还有更雪中送炭的责任需要履约。”

不管是新闻本身，还是充斥于网络的调侃，都缺乏企业方的声音。不过，你也能猜得到，上眼皮让你去考试，你能说罢考或者批评这个考试毫无意义、浪费时间吗？就算内心真这么想，嘴上也不能这么说。万一因此被查查账、查查流程什么的，那可什么都毁了。

普通民众怎么看这场考试秀呢？也没太大反应。这种新闻，几乎以“岐王宅里寻常见”的频率发布，大家基本扫一眼就过去了，心态大都是“与我无干”。就算“落花时节又逢君”，没啥实际动作，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这个民族，除了一小部分有幸“脱逃”的，大都从苏丹红、三聚氰胺，以及至今尚未消散的地沟油阴云里走来。食品安全问题何止频发，简直是从未终止。在这样的环境下，想让我们重建信心？无异于天方夜谭。

虽然我们从未有过食品层面的安全感，但这玩意儿还是可以有的。有关部门停止作秀，也少去KTV、洗脚城，和洗浴中心，把精力集中在加强监管上。这样，即使最终毫无效果，也能让平民百姓心安。如果只是一味地吵吵自己做了什么，要做什么，而实际去做的事却寥寥无几，又何谈取信于民呢？信任和信用卡一样，透支到一定额度，就不能再刷了；接下来，就该是变本加厉地让你偿还。有关部门现在透支了那么多，不担心以后还不起吗？

我们常说，某某事任重道远。在食品安全问题上，这个词也同样适用。但我们不要忘了，这个词也被广泛用于拖延和推卸责任。虽然我知道和有关部门关系密切的人大都移居国外，或常驻于某地逍遥自在，或环游世界自得其乐；但在我中华大地，有关部门的光辉形象不依然在自以为是地维持着吗？我中国子民视尔等为父母官，结果，尔等竟只知作威作福，甚至作秀，而尽的义务却未到十分之一。杭州这场考试秀，不正秀出这份没担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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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人间天堂——杭州出现的烟花惨剧，凤凰网在报道中一本正经地写道：“浙江杭州13日晚举行西湖博览会开幕式烟花大会，有烟花意外窜入看台，造成大批观众受伤。据中新社引述医院主管说，有一二百人送院，重伤住院的有十多人。事故原因初步相信是操控出现问题，当局公开道歉，并承诺对伤者作出赔偿。”（详见：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10/14/18237855_0.shtml）。如果不出这事儿，相信会见到另一类新闻——“西湖博览会开幕式烟花大会成功上演 百万游客共同见证”云云。如果我们问自己一句，杭州这事儿是偶然的吗？答案当然是“不”。天堂之祸，颇有渊源。

在我们村里，看谁家有钱的一个判断标准是——过年有没有放“花炮”。这个花炮，和杭州这回使用的烟花是同一个性质，不过威力没达到炸伤多人的程度。我上高中的时候，曾在某个正月十五和同学去看县里的“烟花大会”。彼时，上百发烟花争奇斗艳，没见过世面的我们，被彻底惊呆了。而一枚被崩起来的小石子砸到我嘴唇上，则纯属“意外”。现在想来，灾难从不会突然降临，那枚小石子，就是个小小的预警，而我以及有关部门都未注意到。

在我念大学的时候，包头元宵节的烟火，堪称当世胜景。其花费也远非县城里的数十万所能及，听说预算每每探顶或超过百万。当日，释放的场地被封锁，烟花隔了好几里地也能看到，奢华、壮丽，非比寻常。然而，这和北京奥运会的大手笔比起来，只能算小意思。北京那回的大脚印，虽然在电视直播中造了假，但现场所触发的感慨，恐怕只有“惊叹”一词能概括了。在我印象中，那一回操盘烟花事务的团队第一次露了面儿，其中的亮点就是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的女儿也参与其中。彼时，对岸还有担心其女儿被我方统战的声音。

烟花之美、之祸，均由来已久。烟花给人的繁华之感和转瞬即逝的珍惜，是其他东西不能替代的，能玩儿得起这个比昙花一现还值钱的东西，证明你不一般。烟花在此时，也是虚荣心的绽放。烟花次第绽放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腐败的影子。那一炮不像按摩屋里的，明码标价；而是说一千也行，说一万也不是不可以。有关部门手里攥了大把预算，没花出去怎么收回扣？于是，这市场愈发繁荣起来，出于权力的威胁和利益的纠葛，也没人来管。

而今的烟花，越来越有面子工程的意味。县里花几十万，市里的预算如果少于这个数，市领导以后看到县领导，还能抬得起头来吗？像杭州这样的旅游城市，不年不节地放烟花，无非是制造话题，吸引游人。而可怜的土著们，只能当免费吸尘器，为天堂义务净化空气。包括这回的惨剧，哪一次烟花绽放背后，没有钱权交易的阴影？我谨表示怀疑。

若偶尔放放烟花，我没意见。反正每年公款消费也那么多，若能挪点儿到这个上，起码我们还有个乐呵。若能凭这个拉动经济发展，我也没意见，但我们是否也要把环境效益计算在内？面对烟花掩盖下的钱权交易黑幕，高阶的有关部门应该睁开原本闭着的那只眼，为之限量，直至取缔。对像杭州这样“不慎”酿成大祸的，理应对当地有关部门一撸到底。谁批准的？谁实施的？谁收了黑钱？该判的判，该杀的杀，以儆效尤。纵容，只会一再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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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还未颁出时，网络上就已一片欢腾，因为有消息说，莫言和村上春树是今年的两大热门。出于对文学世界的绝望，和久已有之的悲观，我并未跟着起哄。莫言？好像前些年在小说类刊物上看到过他的作品？我不太确定了。因此，他获奖与否，仿佛和我隔了十万八千里，根本毫无关系。

获奖之后的莫言，虽然很低调，但也无妨被书商、同行、文学爱好者，甚至是其他本不知莫言是何许人也的人热捧。将其作品卖断了货的电商们一定狂扇自己耳光，为啥没先知先觉多进点儿货呢？一向文人相轻的同行们，多半在悔恨当年没多亲近亲近，现在好让人家多提携提携。以前看过莫言的，终于可以意气风发地写篇回忆录性质的读后感了；没看过的，现在可以找个理由好好读本书了。古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今有一人获奖，举国欢庆。

冷静之后，有个问题交给大家思考，今年的文学诺奖，为何选中了莫言？回答这个问题，不妨看一眼近期的手机报——《奖莫言or莫言奖？》。细细琢磨之下就能发现，今年的诺奖，颁给了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回顾过往的新闻，莫言还真没有为弱势群体代言或鼓而呼的经历。或许正是因为他醉心于文学创作，不过多地干涉时政，才让宣传部门如此热切地拥上来，动用CCTV、新华网，以及其他所谓的主流媒体一起将他捧到一个新的高度。

莫言获奖后，新华网发了这样一篇报道——《“乡土”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汉语写作赢得世界文学认同》。“乡土”二字，将意外和欣喜之情表露无遗，而后那一句“赢得世界文学认同”，则隐隐显现久不被重视的寂寞和空虚。看到这篇报道，不禁自问，自己参与其中的汉语文字事业，在世界文坛竟然是一个边缘流派？其实，对于我的怀疑，小有名气的美女作家蒋方舟早有定论：“以前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界一直处在比较边缘的地位”。试问，从边缘到被认同，真有这么快？这会不会是又一场有关部门主导的意淫大剧？

诺贝尔奖在我这一代人里，用“如雷贯耳”形容不为过。我一度怀疑，曾有人以“中国为什么没人能获诺贝尔奖”作为课题进行过研究，在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等人的访谈中，记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这个问题。诺贝尔奖究竟代表了什么，有那么重要吗？

诺贝尔先生留下巨额家资，设立了这个奖项，本意可能是奖励那些极富进取精神的人，当然，他们也得取得了极富突破性的进展。每年颁出诺贝尔奖，是对他老先生本人的肯定和怀念，也是对后生晚辈的极大肯定。每年一度的聚焦，放大了诺贝尔奖的重要性，扩大了它的知名度，也让本就追名逐利的人沉湎其中，更加不能自拔。如果一个人或组织的所作所为都是冲着诺奖去的，那诺奖还能看得上它吗？现在看来，不在乎的人最可能被在乎。

至莫言，中国人获诺奖也不是头一遭了，但如此受官方重视，还是第一回。以往的要不就是说人家有政治意图，要不就是妄图给伟大的中国人民施加压力。从没获奖觉得人家好到难以望其项背，到非意中人获奖认为人家阴谋颠覆，再到一个不太爱出风头的获奖，又重新开始捧臭脚，诺奖在中国的经历可谓坎坷。而这一过程，亦可谓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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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航班安全屡受威胁，甚至有一天里两个航班接连因电话威胁而停飞的状况出现。这样的恶作剧太常见了，以至于在我的印象里，所有关于航班的恐吓电话都是徒有其名。想想看，真正的恐怖分子什么时候会大张旗鼓地告诉人家飞机上有炸弹呢？处心积虑那么久，躲还来不及呢，干嘛要自己找事，让平平安安大叔给查获呢？而那些发出威胁的人，究竟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揭开航班屡受电话威胁的幕布，真相可能平淡无奇。正如我们所看到和能理解的——航班一受威胁，众媒体齐齐围观，牵连其中的精英旅客常以微博作为廉价的情绪发泄渠道，搞得官方不得不大张旗鼓地发布声明应对。由于媒体对肇事者处罚等事实的跟进报道，此类事件的影响力还可能进一步扩大。如此一来，威胁一次航班，就能成功引发一次恐慌。在大家的痛骂声中，内心的恐惧情绪却止不住地累积。况且在当下，即使无人拿航班撒气，社会本身的不安情绪也在不断蔓延。人们的愤懑、愁苦，都找不到可靠的宣泄途径。结果，无辜的航班到成了部分人的出气筒，而且还用得越来越爽。

航班因为电话威胁而延误，甚至停飞，有其合理性。毕竟，人命大于天，如果能规避风险，停飞算什么？把飞机拆开来也值。尤其当今世界的局势并不安定，朝鲜、伊朗等流氓国家一再搅和，社会愈发人心惶惶。面对外部环境的恶化，我们当然要加倍小心，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可我们也应该想到，在航班一受威胁就停飞等事故背后，还隐藏了另外一层意思，相关部门的安保措施并未做到一丝不苟，以至于每次威胁都能逼其就范。

由电话威胁而引发航班停飞，其实很荒谬。一个电话就能撬动巨大的公共资源，这是其他手段所不能比拟的。我甚至觉得，打电话的人简直赶得上阿基米德了，不需要支点，也能撼动沉重的飞机。可我们也要问那些心中有气的人，为何要拿人命开玩笑？也许这就是国民劣根性的一部分，弱者喜欢通过伤害自己人来获得满足感，他们的手脚从不敢对外伸。看了那么多因电话威胁而取消航班的新闻，突然有点儿怀疑我国的航空事业，其安全性竟然如此之差，或者说，他们的神经因为经常有政要登临而变得过度敏感了。

据说因航空器引发的死亡事故很少，按照每百万人死于道路和空中交通事故的比例来看，天上的航班明显更具安全性。然而，飞机一出事，影响必然非同小可。多年前包头的那场空难，我还在上大学；而今，我毕业五六年了，罹难者与航空公司的官司依然被媒体争相报道。按照中国飞机十年一大事的概率，或许近几年还真值得绷紧神经、瞪大眼睛。

对于威胁航班，乃至其他交通工具的人，有必要严惩。要不然，出了事才自问当初为什么没把好关，有什么用？我们的社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最好也能照顾一下弱者的情绪，给人家一条生路，别动不动就打电话给骚扰航空公司。同时，航空公司也得做好自己的工作，该检查的绝不疏忽，别让任何担心的事发生在飞机上。万一人家电话里说的是真的，那可怎么办呀！我们亲爱的喉舌们，也该注意自己的报道和渲染的方向，万一因此引发恐慌，岂不正好遂了恶作剧者们的愿？要有人模仿，那不更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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