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时政

每遇大灾大难，别人或高谈阔论，或痛苦呻吟，纷纷做悲天悯人状；而我，多半在一旁“说风凉话”，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极尽“批评家”之能事。难道，我已是道德败坏的典型？非也，是别人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肆意提高标准，让我等基层群众只配享“不道德”之名。

我自汶川地震开始关注半强制捐款之事。彼时，王老吉豪掷1亿元，一战成名。之后，雇佣水军广发帖、勤传播，造就一时之奇迹。说自己好没什么，但以捐款之事标榜自己，贬低别人，就显得不道德了。当年，王老吉的手法不外乎以别人不捐或少捐为标杆抬高自己，和以自己捐得多为标准诋毁别人捐的少或不捐。这一来，慈善成为赤裸裸的攀比，也成为一个半强制的公益事业。

在说“半强制”之前，我有必要明确一个标准——何谓不强制，即民众有在不受外力影响下处置财产的自由。对于捐款一事，就是他有捐和不捐的自由。捐，值得肯定；不捐，亦无可指摘。若以强迫、引导、鼓励和吹捧来诱使一个人掏出钱来，即为“半强制”，也可以说是真正的不道德。然而，当前的社会和舆论，正用这四种方法，使劲浑身解数来募捐。

在所有半强制捐款的手段中，强迫体现得最为明显。一些单位（国企、学校居多）和组织（敏感，不能明说）要求员工和成员必须捐款。当然，你可以不拿真金白银出来，直接从工资里扣除即可。而对外的名义则是某公司捐了多少钱，说来，这也是最不要脸的一种手法。然而，在当前的体制下，这也被当作统一步调、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示范性手段。

所谓引导，表现形式比较隐蔽。它披着公益的外衣跪在地上，磕头如鸡啄碎米，令人防不胜防。震灾过后，打着赈灾旗号出现的捐款广告如雨后春笋般窜出来。初见一次两次，可能影响不到你；但若眼前、天边到处都是这种消息，谁也保不准自己会上套。看到此处，你可能想张嘴骂人。不急，请在上文把“前提” 找出来重读几遍，以保不胡喷乱射。

而鼓励，一般你意识不到。可当你看到一大帮少年儿童，和几乎整个中国的大学生，都在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纷纷慷慨解父母之囊，排着队地往一个上书“捐款箱”三个大字的箱子里投纸币，就能明白它的厉害了。面对心智尚未健全的学生，竟然也不惮于传递捐款就是经世济民之道的歪理邪说，说“鼓励”可能还是美化，这应该是“教唆”的进阶版。

吹捧呢，见得多了，也就麻木了。看媒体的报道——汶川地震，一名残疾乞丐捐款；玉树地震，一对捡破烂的老人捐款；雅安地震，一位年仅6岁的孩童捐款。这些抓人眼球的新闻说明了什么？这拼了老命地树典型的手法，还算不上吹捧吗？此捧杀之手法，一般人如何抵挡？

半强制捐款的内核是不道德。一则，设立道德制高点，以显示自己的高尚和其他人的卑微；二一则，转嫁有关部门的应尽之责，把民众拉入无休止的捐款漩涡；而这，终究不过是掠夺民间财富的手段，是打着慈善旗号败坏慈善名声的拙劣表演。照现在这个趋势，每逢救灾，必然捐款。我担心长此以往，再无人买慈善的账。聪明人的自导自演，最终将糊里糊涂地自食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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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4月21日15点，四川雅安的7级地震共造成186人死亡，21人失踪，11393人受伤，其中968人重伤。地震过后，抗震救灾势在必行，这其中，如何不费吹灰之力就扬名立万，为人关注。这回，我就此事“指点一二”，写就此篇“抗震装腔指南”，以飨读者。

“装腔作势”一词来自明代的一句诗——“穷秀才装腔作势，贤王子隆礼邀宾”，它的同义词有“装模作样”、“矫揉造作”等。说清楚了这个，我再从线上、线下两方面总结一下抗震装腔的方法论。

关于线上的装腔，有以下几种：

最有耐力的，莫过于频繁发表关于抗震救灾的文章，长篇大论，说个没完，就像我。最能坚持的，持续转发关于这次地震的消息。不论寻人启事，还是捐款请求，他们概不放过。最具公知范儿的，应该在批评有关部门的办事不力。也不管问题究竟出在何处，都好拿这个说事儿，挑动公众情绪倒是其次，树立自己异见领袖的地位才是最重要的。最不拿自己当外人的，应该就是那些言必称“不转就不是中国人”，甚至“不转就不是人”的孩子。他们总以为自己占领了道德的最高点，却没晓得经此一役，他们伪君子的面具被生生地剥下来了。最具病毒营销价值的，想必是声称将某信息转发到十个群，就能获得一顶绿帽子的小段子了，当年王老吉因此而火了。最为马后炮的，是出现在百度知道的先知。他们成功预测了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当然，也成功地被人不当回事，然后顺利成章地走入下一个轮回。最为走进科学的，当属解析地震的成因和预防方法。不管来自日本，还是台湾，这种视频和文章一时间传遍全网，成为王道中的王道。最为文艺的，忙着或明或暗地表示自己已捐、想捐，或者正犹豫到底捐给谁，是前著名演员发起的壹基金，还是出钱给郭美美买玛莎拉蒂的红十字会。

线上的异彩纷呈，远比不上线下的来得凶猛。

最不客气的线下行动，克扣员工工资福利捐给灾区人民算是第一名。这时候，哪还有人管什么按劳分配、公平正义，所有的事情仿佛受到某种紧急状态法的限制，劳动成果刹那充公。最为无奈的，还是那些领导干部。不管主动与否，特殊党费肯定有他们的一份。灾区人民必因此而振奋，而那些靠捐款抽成存活的无赖，可能也咧开了满口金牙的大嘴。最具演技的，还是各个“喉舌”举办的抗震救灾晚会。主持人们的哽咽，明星们的泪流满面，还有一众企业家的慷慨解囊，成为每一次晚会的“靓丽”的风景线。此时若不悲伤、若不流泪、若不捐款，更待何时。最不出人意料的，必然是各种以“雅安加油”为名的活动。从汶川开始，到玉树，我们都没少见。什么烛光守夜，什么上街游行，可谓一脉相承。最能推己及人的，还是那些自己捐了别人也得捐，某几个企业捐了其他企业就必须捐的“淳朴思想”。古有“唯恐天下不乱”，今有“唯恐天下不捐”。最牵强的，是“正能量”和“最美”的蔓延，以此来掩盖天下为“负”，遍地为“丑”的现实，最恰当不过了。最滥情的，正忙于创造、传播这个坚强，那个挺住。我怀疑，别人是听儿歌长大的，而他们童年听得多半是口号。

抗震救灾本为善举。别装腔过火，以至于怀疑自己是搞慈善，还是拼演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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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的地震来得很早，周六八点刚过。当时，我正在操场锻炼，相信很多人都还在睡梦中吧。这次地震来得也很凶，新闻第一次推送的是6.4级，后来又修正为7.0；伤亡人数也从上百增到上千。

按照中国式的行事逻辑，接下来又该感动了吧，相信经历过汶川及其后玉树地震的同学都能体会到这一点吧。断壁残垣、缺胳膊少腿，救援人员的舍死忘生，领导同志的潸然泪下，有多少催人泪下的场景就这样一遍遍地播放。灾民得救之时，上级慰问之日，众人捐助之刻，有多少感人瞬间就这般次第呈现，令人目不暇接，顿生春满人间之感慨。

说到这里，有个小插曲不得不提。2008年，曾有一篇报道题为：“抗震小英雄担架上敬礼谢恩人，长大也要做解放军”。而这个小孩当时举手究竟所为何故，就不得而知了。假如当时救援人员有参与矿难营救的经验，就会给这个被困地下十数小时的孩子的眼睛蒙上纱布，他也许就不致于用手挡住刺眼的光亮了吧。不过，媒体也就错失一个编故事的机会。

汶川地震之后的512晚会，宣传口的同志纷纷甩出催情的招牌，大家无不以请到幸存者亲临现场为傲，而明星大牌们也以出席这样的活动为荣。此时，一场晚会所能起到的作用仿佛不仅仅是赈灾，还有其他更多的含义——比如演，比如秀。拿央视的晚会来说，王老吉豪掷一个亿，并以此为噱头在各大论坛、QQ群乱发自编的段子，并自称“慈善营销”。之后的玉树地震，王老吉被逼无奈之下，又捐了1个亿，而声量明显不如前次。不知这一回，已为广药一员的它，对捐款一事还会如此热衷吗？

随着地震频发，企业也学精了。一旦捐了，就想办法自夸或雇人夸，甚至还搞出花哨的排行榜，以显现自身的高明。当然，也有人借机搞“逼捐”，有诸多奉公守法的知名跨国公司因为没摸清逢灾就得捐的中国特色，被骂得狗血喷头。

每一次感动，都让我们获益良多。从大家的互帮互助中，我们能发现人性的良善。从众志成城的救援中，我们能看到人民对灾难的不屈服。而官民的协同抗震，让我们看到一个反应迅速的社会。

这感动，也让我们明白自己的不足。给每一次灾难都赋予了太多的意义，试图使其承担起兴邦的重任。而本该有关部门承担的救灾重任，却妄图通过捐款等形式转嫁给社会，也明显不妥。更别说那些打着慈善的旗号，败坏慈善的名声的捐款排行榜了。

那感动，也常以涕泪横流来掩盖应急措施的不足，和豆腐渣工程的罪恶。也常把正能量宣传得过了头，错是把丧事当成喜事办。每逢大灾大难，总想总结出个什么精神了，显得过于反人类。

在其位，就该谋其政，别把父母官该尽的义务都丢给同样水深火热的兄弟姐妹。你我，也该强化自我保护的能力，别信所谓的人定胜天，更别让灾难教育总通过流血来实现。而那本为“治病救人”的捐款，别再搞摊派了。打款，更要打气，千万别打鸡血。另外，别再搞晚会了，演员流泪实不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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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我沉睡的当儿，波士顿出事儿了——当地一场马拉松比赛终点线附近发生两起爆炸，目前至少已造成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纽约时报》说，FBI已将该系列爆炸事件作为恐怖袭击展开调查。

这幕人间悲剧，让我想起1972年的慕尼黑惨案，也让我开始反省，恐怖主义为何这么恐怖？以下，我将从舆论、心理和物质等角度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在舆论层面，实事求是地讲，媒体对恐怖分子和恐怖行为并不完全持否定和拒绝的态度。像波士顿爆炸案这个事儿，有多少媒体正在密切关注，期待以深入的报道和全面的盘点来博取受众的眼球，进而赚得养家糊口的广告费。如果少了这些事，有些人真可能得饿死。我们到底是要一篇震撼人心的报道，还是祈求天下太平，“西线无战事”？这是一个两难。媒体的渲染，也加剧了民众的恐惧心理，让恐怖分子更显“春风得意”。

在心理层面，我将分三点说，争议、震慑和威胁。因为难防难治，恐怖活动定会让人心生恐惧，进而让卷入其中的人议论纷纷。人各有志，意见必不能不统一。有对恐怖分子深恶痛绝的，就有痛骂有关部门软弱无能的，不一而足。震慑，也是针对民众而言。恐怖分子的猖獗，会令民众减少外出、娱乐的需求，造成一国消费的萎靡。更为严重的情况下，民众可能失掉对未来的信心。还有什么比身处绝望更可怕的呢？所谓威胁，乃针对有关部门而言。一次恐怖活动，足以令体制内的人胆战心惊。如是美帝，会感叹虽费尽心力，但普世价值尚未成功贯彻。若是某国，会想执政根基尚不稳定，又有人怀疑其合法性。而几乎在所有国家，恐怖活动都会无一例外地换来暂时或长久的严刑峻法。更加严格的枪支管制，更为苛刻的量刑标准。毫无疑问，经此，恐怖分子的活动半径小了，但普通民众的生活也受到了很大影响，甚至可能被误伤、误杀，进而导致强烈的反弹。

相比于舆论层面的传播，和心理层面的震慑，恐怖活动在物质层面的影响只能用微乎其微来形容。不过，这也是针对一国的财力而言。若将这数亿、乃至数千万的损失堆到一个家庭头上，也称得上大祸临头。相比于人的损失，我相信再抠门的执政当局，都会倾向于破财免灾。动辄上亿的损失，当然不全是恐怖活动直接导致的。面对潜在威胁，有关部门的前期预防就需要花很多钱；后期缉拿嫌疑人，同样也得用钱。全国撒网、全民动员、高额悬赏，哪个不得白花花的银子？再者，因恐怖袭击引发的忧虑，能不影响当地的旅游业和其他产业吗？这些钱，虽常被有关部门数以亿计地统计，但实际多由民众承担，而均摊到每个人身上的数目也屈指可数。所以，才有前述“微乎其微”的说法。

恐怖主义是个全球性的毒瘤，想根治还得全球协力。很多恐怖活动一出，有人哭有人笑，像之前的911，多少国人弹冠相庆。若人人自危，想必这类问题就很容易根治。大家恐怖主义，不仅要有关部门弓上弦、刀出鞘，民众也得被动员起来。不然官家一打，民间一藏，反恐将成一句空话。

恐怖主义的精髓在于吓人，稳住心神，自然不易被惊扰。官方要防止舆论、心理和物质层面的影响扩大化，也要将反恐变成一项全民参与的事业。而我们普通人也应知道，真正的恐怖是人心，而非谁或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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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情都是一个摆设，只不过，初见之时，我们不会想到真相如此丑陋。于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等待理论应验的那天。

有人说，中国的各式新政是摆设。因为我们见的这个、那个新，多局限于新瓶子装旧酒。别看人还是那帮老人，事还是那么办事，但理论上用于指导实际的理论，可一直都在创新。

当新词儿一直在飚，新话接着一句往出冒，连那些最不愿意相信官话、套话的人，都忍不住在心里打起了小鼓——那个谁谁谁，难不成是要玩儿真的了？当然，结局惊人的相似。无论是那个谁，还是这个别的什么，一般都在说，拼命地说，而丝毫没有落到实际行动中的迹象。

也有人说，不对呀。不是有那么多人被反腐败了吗？不是也有那么些个被逮起来，扔到监狱里了吗？不错，的确有这种情况，双规把好多人关了起来。但要说长效机制，几乎没有。要不然，我们为什么多见的是“成功案例”，却鲜见因循规蹈矩而闻名遐迩的特例。

肯定有人表示反对，每年不都有那么多模范、典型吗？为何说“鲜见”呢？诸位如果肯想象的话，一定能猜到，在那满是溢美之词的纸面背后，有多少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一个人的经历可能被人美化，一个故事可能被编得无以复加，但一个人到底怎么样，公众还是有自主评价权力的。于是，有太多的名不副实暴露在我们面前，好像老天存心编了个笑话给我们看似的。

回过头来说惩治腐败、罪恶的法律。悲观地看，它又何尝不是摆设呢？按照初中课本的定义，那不过是为被统治阶级制定的。而所谓的人人平等，究竟何时能够实现呢？这一平等对比西方世界的人生而平等，究竟是理性上的进步，还是事实上的后退？作为摆设的它，可能回应我们吗？

因为是摆设，我们的敬畏之心自然会减少。也因为它是摆设，别人的欺侮也会越来越多。或许会有民众期待它的高大全，不过，这根本是个幻觉。它的天平、准绳，在实质上不过是个花架子。若说能治病救人，那也算高抬它了。面对摆设，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是习惯、漠视，不要期待它会发生什么惊世骇俗的改变。寄希望于摆设，或许是比失败更令人难堪的失败。

世上的摆设远不止这么一些个。有人说，陕西安康越岭关隧道内的路灯建成12年来只亮了两次，不过是个摆设；有人说，汉口的繁忙路口有12个红绿灯，三分之二都不亮，变成了摆设；而我说，某个常以文明、和谐自居的国家从未建成它所说的那些成就，更别提那些纯属摆设的劳什子口号了。

看多了，说多了，心难免就凉了。而这块地方不比其他，一旦凉了，就很难再热起来了。虽我一直以为有人忙着为国争光、为民除害，但无奈这雾霾太多、污染太重，令我看不到事情的真相。而那一而再的隐瞒，再而三的强调，都加强了内心深处的不信任感和厌恶感。试想，在这个无处不宣传的时代，若冷不丁遇到实打实的事，我们会作何反应？真真假假，我们已经迷失了方向。当尘埃落定之时，就算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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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东西，注定不会改变。若我们以为它变了——世道变了，那就是我们错了。这么些年来，唯一改变的可能就是我们这个略显幼稚的想法，就连那单相思式的一厢情愿，都未曾改变。

那么，这些年是哪些年呢？在我这儿，特指从2003年非典到2013年禽流感H7N9的十年。这十年，物是人非，改变的事情数不胜数，但有更多是我们无力改变的事实。就拿两头的这两件大事来说，从有关部门的作为，到专家的观点，再到民众的反应，最后到市场的反响，什么变过呢？几乎没有。

2003年4月，非典爆发于广东与北京，进而引发全国性的恐慌。据亲历者回忆，当时北京的房价大跌，人人以在北京拥有不动产而自危。什么叫逃离北上广，非典期间的人们才是玩儿真的。那时，大家恐怕也顾不上什么衣锦还乡了，面对乡邻的恐慌，倒多了几分锦衣夜行的谨慎。

也正是从非典那一年开始，有关部门走上了蓄意瞒报的不归路。这种不作为，导致发病规模的一再扩大，不仅一线城市“各领风骚”地沦落，一些三四线城市也陷入了绝望。信息的不公开、不透明，导致各地错误估计疫情形势，进而发生疲于应对，或过激反应的情况。

当时，我在很多村镇看到封路、封桥的吓人架势。这场景也一度令我产生重回藩镇割据时代的错觉。相信在很多人眼里，彼时的有关部门，已经对这场无法治愈，也无法避免的疾病失去了控制的能力。他们恐怕只剩下口头上的尽职尽责，和民众尽情玩儿着文字游戏。

那禽流感（H7N9）时代呢？现在，北京、上海、南京已经开始对鸡等活禽下手了，就连更为无辜的信鸽，都“暂”不允许放飞。可这个“暂”有多久，就没人知道了。这些看似严苛的应对措施，是否就是非典时期瞒报、错误估计形势的翻版？我说不好。但我以为，有关部门旧病复发了。这一道道禁令背后，有一颗颗因吉凶未卜而战栗的心。

按说，专家学者是一个社会的栋梁和精英力量，不该胡说八道才对。然而，自非典各大专家鼓吹这个偏方、那个药物的神奇疗效之后，这回的禽流感（H7N9），再度点燃了专家们胡说八道的欲望。于是，我们看到在江湖销声匿迹已久的板蓝根东山再起，成为济苍生于水火的绝世良方。这回，唯一有悬念的是，在张悟本之后，绿豆还会那么抢手吗？

被吓坏了的民众，面对汹涌而来的疫情，自然不敢怠慢。因此，不论是抢购食品、药品，还是轻信有关部门、专家学者的“良言相劝”，都是抱了极大热情去做的。非典那回是这样，禽流感（H7N9）这回还是这样。你想看到的改变，应该只存在于你长于意淫的脑海里。

把持粮草、医药市场的权贵资本们，在社会责任这方面一向说得多、做得少。所以，他们囤积居奇、低买高卖就显得稀松平常。我们唯一能寄予厚望的，就是做得不要太离谱。而这，恐怕又埋下了失望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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