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浏览手机报发现这样一条过时的新闻，竟然勾起了我的表达欲：
五年一届的党代会报告因包含了（敏感，省略）执政的重大理念和举措而备受关注。这份数易其稿、字斟句酌的文件中出现的新词汇、新语句乃至谋篇布局的细微变化，往往包含着重要（敏感，省略）信息，党内的研究者通常称其为“新话”。
按我猜测，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研究者们都左右不了党的路线。因此，种种没话找话的说法，无非是因为难以改变现状而做的妥协。而这个妥协，说白了就是闲的蛋疼。党的高屋建瓴和意味深长是你们区区几个急于上位的学者能理解的吗？那样岂不贬低了我党的领导水平？
回顾既往，发现中国的文人在与现实的博弈中有很多为人称道的做法。先来说伯夷、叔齐二人。他俩都是商末孤竹君的儿子，武王灭商后，他们耻食周粟，采薇而食，最终饿死于首阳山。此抱节守志之举，为后人所称道。可人死不能复生，于后辈亦无太多益处可言。顾炎武想通了这一点，于是，他换了个活法。
在清朝还未入主中原之时，顾炎武名绛，字忠清；明亡后，因为景仰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改名炎武，字宁人。因有亡母遗命终身不得事清，加之个人理想使然，顾炎武一直活动在反清复明的第一线，但终究未能成事，还屡遭牢狱之灾。晚年，官方邀修《明史》，他推辞道：“果有此举，不为介之推逃，则为屈原之死矣！”后来康熙开博学鸿儒科，顾炎武的态度先后是“耿耿此心，终始不变”和“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顾炎武这老头子一辈子没跟上大流，也不爱和有关部门打交道。在他之后将近两百年，梁启超呱呱坠地。此公曾深度参与康有为主导的戊戌变法，后出逃海外，开唱君主立宪的调调。辛亥革命后，他加入了袁世凯一方。之后调转枪头，对袁的称帝、张勋的复辟严词抨击，和段祺瑞成了一伙。后来在四十好几的岁数上转而支持五四运动，并着力倡导新文化运动。
看看人家梁启超就能明白，什么叫做弄潮儿。哪朝哪代，人家都是拿得出手的响当当的人物。现在那些研究“新话”的学者一定在羡慕，梁启超他老人家比起伯夷、叔齐饿死自己的“笨蛋”精神，和顾炎武一辈子绕着清朝走的“逃犯”精神，不知高了几个层级。再看人家和两个老婆生的孩子——最有名的梁思成，建筑学家，先后娶了林徽因、林洙两任太太，子女梁从诫、梁再冰，在环保和媒体领域各有建树；次女梁思庄，图书馆学家，和某领袖有同样的从业经历，与北大图书馆渊源颇深，她闺女和清末奇人杨度的儿子结婚，生女名唤杨念群；三子梁思永系考古学家，在哈佛念完硕士后回国，可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去世了；还有一个儿子叫梁思礼，导弹控制专家，属国宝级人物，可供挖掘的资料不多。
事实告诉我们，一根筋的文人们往往没啥好下场，像顾炎武，虽然没死在清朝的监狱里，老来却因上马失足，呕吐不止而亡。按老一辈的说法，他到头来也没得个善终。而梁启超这样总能看明白时代发展趋势的人，不论是和康有为搞变法，还是和新青年们倡导新文化，总能站在主流之中。时下那些试图从所谓的“新话”中挖掘真理的研究者们，能成为百年来的又一个梁启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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