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LV

这话又得从我这个资深怀疑主义者的性格说起了。惯于怀疑一切的行为模式给我一种感觉，中日之间的剑拔弩张，表演的气氛浓了点儿,而实际可操作的空间却很小。除了打就是不打，为何双方都要浪费时间耍嘴皮子呢？

之所以这么说，有部分原因是我不懂什么叫博弈，也看不明白在双方较劲的背后有哪些利益纠葛。而我一旦懂了，或许就能泰然处之了。不过，这可能是以抛弃纯真心灵为代价的。所以，我还得仔细权衡一番。

我理解，就像我以卖文为生一样，有很多人是以耍嘴皮子为业的。政客这一行，更是如此。而他们之所以精于此道，有赖于人民宽厚胸怀的包容和忍让。每当我们拿“忍忍就好了”之类的言辞自我安慰时，别人的得寸进尺就要更进一步。试想，若不是我们的肚子里能撑船，别人至于爬到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吗？也许，这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典例证吧。

中日因为我们假装不存在的“钓鱼岛问题”争得热火朝天。中国方面，先是海监船巡航，再是战斗机巡逻，颇有誓将钓鱼岛重新纳入囊中的劲头。而日本方面从口头警告到围追堵截，再到以发射曳光弹相威胁，态度逐渐强硬起来。中国军方人士继以“日本敢打曳光弹就是‘打响第一枪’”回应。一时间，火药味儿十足，连我这个局外人都看了都心悸不已。

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担心擦枪走火，要不要相信中日必有一战的惊天论断呢？我的意思是用不着。政客的话，既有值得相信的诚恳和惊悚，也有不能全信的动机和出发点。他们为达目的，对同僚都能痛下杀手，更何况是对疏离的敌人和懵懂的良民呢！尚有任人宰割之忧的我们，又何苦为了一些子虚乌有的空谈而担心呢？肉食者虽鄙，但该他们承担责任时，理应被推到最前沿。

如今，国内被营造出这种气氛来，并非偶然。这种云里雾里的“硝烟弥漫”之象，与《南方周末》事件颇为相似——都是有关部门精心策划的结果。估计在此时，总的操盘手——宣传部门正在加班加点，炮制一篇篇言辞犀利的讨伐文告。只有这样，才能让全体人民看到，你需要我们。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明白，在“南周事件”之外，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在新闻自由之上，还有更迫在眉睫的局势酝酿。于是，焦点就这样被转移了。

我本无意一再质疑有关部门。因为我觉得好话不同于谎话，说过几遍之后就陈词滥调了。但是，有关部门种种可疑的作派，让我一忍再忍之下，还是走向忍无可忍。李敖曾说台湾是中国的“卵葩”（俗称：蛋蛋），美国捏一下，中国就觉得疼得受不了，忍不住大叫一声。若将这个形象的比喻放在钓鱼岛问题上，你会觉得同样适用，甚至有种量身定制的错觉。

日本占了小岛那么多年，也没见有关部门像如今这般使尽手段，将“严正抗议”的态度通过各种途径传递给人家。倒是一个没什么意义的国有化，在中国朝野上下激起一片反弹。可恶的小日本，你既然捏了人家的蛋蛋，就等着人家跳着脚骂街吧。我想，现在日本人应该充分认识到我中华上邦的威严和可怕了吧？他们应该被各色媒体的好战理论给吓倒了吧？或许在“操盘手”看来，至此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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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体滑坡发生到辟谣说与采矿无关，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地质灾害应急专家组只用了短短几天；从火化遇难者遗体到“诚恳道歉”，云南镇雄县有关部门只用了短短几个小时。

感慨专家越来越有效率，更惊讶于有关部门摒弃了官僚主义，行事如此之高效。记得之前有大桥垮塌后，专家们吃个饭、开个会，就迅速给出事故与桥梁质量无关的结论。当然，也不乏有关部门死撑着不道歉的生动案例。

虽然我对专家、有关部门多有不满，但往好的方向想，这也没什么好。比起没什么解释，却一意孤行的打压《南方周末》，比起被误判，接着枪毙的好几个人，镇雄的生者、死者都算幸运了。

我知道，此刻比谁惨没有意义；我也看得出来专家、有关部门在面对民怨沸腾之时也有所进步；但是，如果这个进步的代价是真相的掩埋和有关部门的胆大妄为，那就毫无意义了。

说来也巧，专家们的表态再一次与常识相悖，他们认为：根据现场调查及滑坡成因分析，没有发现此次滑坡与采矿活动有直接关系。滑坡区地质环境条件差是滑坡形成的内在因素，连续的雨雪天气是滑坡发生的直接诱发因素，因此，该滑坡灾害为云南省冬季因连续雨雪天气导致的自然灾害。

作为非专业人士，我从不怀疑冬季会发生自然灾害；但看到专家如此急切地表态，心里很不舒服。怪不得有人调侃，美国塌了一座桥，专家们得忙乎好几年才能得出结论；而中国，专家团只要被招待好了，甚至不需要去现场，就能说出有关部门爱听的话。

相比专家眼里只有钱的坏名声，镇雄县领导这回总算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如此之快的道歉，平息灾民的怒火。可当我们发现这背后的原因竟然是有关领导在死者遗体被强行火化之前就给过类似承诺，会不会有点不是滋味呢？来看《新民晚报》记者的现场纪实：

其他几名政府官员安抚遇难者家属时，雷楚英（镇雄县副县长）走出去到走廊转角处打了一个电话给镇雄县民政局局长。挂上电话后，他回答了记者的问题：“遗体确实全部火化了，这一点，我们会向家属们道歉。”

专家不被大多数人认同，这一点已成共识。而有关部门呢？在过去官民信任出现裂痕的基础上，再度生出事端。此次镇雄县的所作所为，令我再度发现自己的幼稚——竟将人家极可能是猫哭耗子的假慈悲当作一回事，甚至上升到执政意识进步的高度。现在回过头来看，此类进步不是另有隐情，就是需要我们付出极高的代价。

看着专家和有关部门联手将辟谣、火化、道歉等一系列动作做到天衣无缝，也不得不佩服他们在如今这个网络时代有如此之应变能力。但是，当他们将这一切做到极致，我们又不能不害怕。试问，当今世界，除了专家和有关部门，还有谁会忙着置黎民于倒悬，推大众入火坑呢？我们得从和谐的梦中醒来，清醒地认识这一切，即使它面目狰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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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不想越权，绕过有关部门，来谈本不该自己谈的国家大事。但是，又担心《环球时报》等极具代表性的民族主义媒体乱说话，搞出中日必有一战的景象，愚弄百姓，作扬我国威状。所以，还是勉强说说自己并不擅长，且一说就激动、一说就骂人的这个话题——钓鱼岛问题。

作为中国人，我本能地以为实际上不存在所谓的钓鱼岛问题。日本和我们谈钓鱼岛问题，就像有人把我的iPhone抢走后，还跟我叫嚣这部手机的归属权存在争议一样可笑。当然，我相信日本人也是这么想的。谁对谁错暂且不说，争来争去也没个结论。倒不如来谈谈所谓的钓鱼岛问题到底意味着什么，探究一下此番争议到底因何而起。

先看我们不怎么喜欢的日本：

日本文化被人形象地总结为“菊与刀”。唯美的表面下，也有血腥、暴力的特质。中国人在经历八年抗战后，已熟知对手残忍的一面。但是，我们未必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他们自己可能也不了解），未必明白他们国家体系的运作机制，也未必清楚国民如何看待有关钓鱼岛的争议。

在我的“意淫”中，可能许多日本人并不关心钓鱼岛的归属问题。试想，如果不是和主权（权且当做国家的“面子”）相关，那么大点儿地方有谁去争？所谓的专属经济区，究竟能带来多少公海上不能攫取的利益？这些都是疑问。或许只是这些问题，就够让专家讲上一整天了。

套用一首诗来说，“你闹或者不闹，钓鱼岛就在那里”。据相关文献显示，被党唾弃的蒋介石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与罗斯福谈到钓鱼岛等系列岛屿的问题时，曾建议中美共管或国际共管，暂时不收回。1953年，一个美国少将一纸文告，明确表示要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琉球列岛划归美国管理。到1969年，美国人在备忘录里说，要把这些岛归还日本。

诸位如果常看港片，对“保钓”这一说法一定不会陌生。我猜，电影中的他们，可能是在抗议六九年美国这份备忘录的表述。可见，早期的香港人民，虽然在港英当局的控制下，但还是热衷国事、共御外侮。对照现今他们集体上街反对国民教育，忽有今非昔比之感。试问，谁把他们逼上了梁山？

再说我大中华，民间保钓其实从未停歇，甚至出海保钓也屡有发生。但为何最近才被广大人民群众感知呢？答案既简单，也荒谬——现在，到了有关部门向我们展现它是如何收拾烂摊子的时候了。之前对保钓人士的压制，对日本的克制，终于随着新官上任而结束了。结果，我们看到了轰轰烈烈的保钓游行，看到了团结一致的中华民族，还看到了顺手牵羊和打砸抢烧。

或许在有关部门看来，钓鱼岛就是待挠的“痒痒”。需要的时候就挠一下，一旦不需要了，手脚并用，避之唯恐不及地堵住民间的呼声。恰有这么一帮人，喜欢投其所好、喜欢凑热闹、喜欢配合有关部门演戏。正如我不该谈这个问题一般，爱国人士其实也不必太过激动。有关部门或许早想好了避让之道，让你们这么一闹，退路全无。那时，中日恐只有一战；你我，恐只有充当炮灰的份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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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就新闻自由等基础性的话题发牢骚。因为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不需要我去操心，就已自然存在的东西。试想，如果我等一介草民都得关注这些话题了，是不是就等于说这些已经不存在了，这个地方已毫无自由可言了？看，我把你们吓到了吧？

作为一个资深的悲观主义者，我当然清楚自己的毛病在哪儿——眼中总有太多的希望和转机。但各位也知道，这两样东西从不会轻易来到。于是，我只能在一次次的失望中独自舔舐伤口，而后再死不悔改地继续期待他们的到来。结局用遍体鳞伤形容可能有点儿夸张，但用心如死灰来描述，正可谓恰如其分。可能你会问，现实真有这么残酷吗？

前几天《南方周末》的事儿（也被称为“南周事件”）大家可能都知道了。一时间，网民群起抗议，知名人士纷纷做力挺之态，许多记者、编辑的微博也因转发敏感消息而阵亡。整出戏演下来，活脱脱一部《无极》——一篇新年献词引发的血案。在不受我大中华管控的Twitter上，情况更夸张，大量直白、明了的消息像刷屏般蹦出来，弄得我久久回不过神来。

以上，是我标题中提及的“南北皆蒙难”中的“南”。那么“北”呢？别着急，还真有。

一早醒来，就看到Twitter上有一帮人在向《新京报》致敬和哀悼。据说这份看起来一向温和的北方报纸因为不肯刊登《环球时报》关于境外敌对势力的歪曲事实的评论而遭到压迫。其主要领导已向前来逼宫的同僚提出口头辞职，另有一大帮人在旁干掉眼泪却无计可施。经这么一闹，“新京报”三字现在已是敏感词。看，有关部门连“八卦”的机会都不曾留下。

看到了“南北皆蒙难”的事实，相信你也会同意我这种“耸人听闻”的说法。不过，你可能对“自由将陨落”一句存疑。不急，我们一起来看Twitter上某位疑似“境外敌对势力”的网友贾葭的疑问：

我没想到，在胡总还未卸任国家主席的时候，我却已经开始怀念他了。当年江总离任前，被骂得一塌糊涂，结果在和谐社会提出时迅速被怀念。中国模式就是单曲循环模式吗。

正是贾葭的疑问，让我开始怀疑自己这个悲观主义者心中潜藏的乐观主义倾向，怀疑是否所谓的自由从未来到。或者说，它是那种间歇性地往复，不曾真正停留的彗星，以至于陨落之时让我们如此措手不及。又或者说，所谓的自由不过是曹操口称的梅子。我们虽为之尽力奔跑，甚至已感到有些许满足，最终却一无所获。也许，只有有关部门才拥有这个词的最终解释权。

无论《南方周末》和《新京报》生与死，其主要负责人、主创人员会不会被以贪污、腐化或其他名义给秋后算账式的治罪和抹黑，有关部门的“治水”方式已昭然若揭。作为凡人的我，写写文章、谈谈内心深处的想法已是极限。自问没有上街的胆量，没有举牌子的勇气，很是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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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也意识到了，现在说真话越来越难了。要不然，也不会有《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表态要在新一年“努力说真话”了。

有道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真话之难，主要在于它属于“良药”、“忠言”一类，说出来已属不易，别人听着更是疙疙瘩瘩，一时难以接受。汉朝的东方朔有句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意思就是尽量凑乎，不要太过苛刻。否则，没人跟你混。

真话之难还体现在外部环境的压迫上。当你的第一句真话冒出来，却遭遇重重打压，你还会继续犯傻吗？相信略有脑子的人都不会。理想中，真话应该得到鼓励，至少是一定程度上的纵容。就像某人所总结的伏尔泰思想，别人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不能剥夺你说话的权利。而事实上呢？我们都知道了。

只凭《南方周末》与广东宣传部长官庹震的针锋相对就能看得出来——许多时候，人家非但不让你说真话，甚至只是说部分真话，还想法设法替你把话说了，说些违心的话。我很怀疑这位长官是否真的信奉和谐，如果信，也不至于搞出这等不堪之事，令全球舆论界看我大中华的笑话。

迫于压力的我们，自然会想法设法活下来，生命才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南方周末》声明的几经变更，从刚开始的义正辞严，到后来的低头认错。幸好其已被认证的员工声明自己已交出相关微博帐号，对后续发布的内容不负任何责任。否则，我又该开骂了。看样子，现在的南周力图劫后余生，已不是我喜欢和期待的那个南周了。既已不爱，不骂也罢。

话又说回来了，我又凭什么要求人家《南方周末》如何如之何呢？我自己算是一直说真话的人吗？我自己除写写文章外，有身体力行地支持他们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好像都是否定的。

虽然不中听，但我还是想说句真话——我不想指责现今的《南方周末》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它本来就不属于人民，也非记者、编辑所拥有，它一直是有关部门的私有资产。老东家辞了一批不怎么听话的人，想换另一拨更听话的顶上去，也在意料之中。所以，我也懒得批评。

真话之难还有一个颇为诡异的原因——别人假装让你说真话。据说元朝时，文人被压迫得够呛。所以，当朱元璋上台，请大家畅所欲言时，他们以为找到了明主。结果，突如其来的文字狱搞死了他们中的一大批。将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提炼出来，就是当你兴冲冲地提了一大堆意见，自以为会得到重视时，却不知灾难的阴云已笼罩在你头上。而我们的问题也在于，和明初文人一样，生活在一个真假莫辨的时代。所以，基本不确定是否能相信所谓代表人民的各色言论。

明白了说真话难，让我更加敬佩过去的《南方周末》，也让我可以原谅现在的《南方周末》发出的种种令人惊讶的声音。当你任由别人将你放进一个模子时，就不要奢望有自主的可能。镣铐已然戴上，理想的脖颈也伸进了枷锁里，作为被规训得如此彻底的一代，我们已无话可说，更无力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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