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艾伦·金斯堡之《嚎叫》

他们披上诚恳的外衣,蜕去恶的面貌,将甜蜜与伪善混杂在一起;

他们内心深处的挣扎,渐渐抛诸脑后;

他们言行之表的阳光,已没入黑暗的泥淖。

他们,

畅游在空想的边缘,游荡在自满与自赎之间,荡漾在情欲的海洋;

他们,

不再坚信诚实的力量,不再相信爱,不再迷信人格和人性;

他们,

已经不是自己,已经不认识自己,已经不愿成为自己。

纵情流淌的过去,过隙难逢的现在,迷雾依旧的将来。

记忆,蹒跚而过的背影,爬满心头;

希望,冉冉升起的光影,潜藏黑云之后。

饕餮之后的灵魂依然饥渴;

疲惫袭来的身躯依然躁动。

双目或还年轻,却早已昏花;

双手或还强健,却濒于无力;

双腿也许健在,却无法开拔;

近在咫尺的明天,就此从指缝中溜走。

无处安放期待的人们,在大潮中逐流,在大浪中随波。

幼小的一代被迫死去,年轻的一代已然死去,青年的一代早已死去,老去的一代寂静无声。

而我们,

正是死去的一代,在自甘堕落和自我毁灭中死去,在狂妄和无明中死去,在躁和烦中死去。

而活的希望,

还未到来,

甚至依然渺茫。

我们的墓志铭上,写满了不解、无奈、悔恨。

我们在其他人的墓碑上,勾画出自己的形象;

而那一幕,却不忍直视。

(注:2014年10月12日至15日期间某天,于杭州“外婆家”餐厅即兴拟就。)

讨债是与非

讨债是与非-思维导图
讨债是与非-思维导图

山东聊城辱母杀人案事发至今已近一年,而在网络上发酵、热炒,却不足一个月。如今回头来看,仿佛事情就发生在昨天,令人触目惊心。撇开杀人者的悲壮和为之鸣不平者的悲切不谈,单就“高利贷”来看,事到如今,无论借债者还是出借者,没有谁是赢家。其实,不只眼前的这一件,此前,因高利贷而引发借贷双方跳楼轻生的案例并不鲜见。过去,夫子曾感慨“苛政猛于虎也”,现在,夫子恐怕会感慨“高利贷亦猛于虎”。

谈讨债、论是非,有必要先弄明白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为什么会有人讨债,甚至暴力催讨,这个嘛,无非是有人欠了钱,且没有按时归还。刨根究底,原因有二:一则债务人无力偿还,态度好点儿的虽肯奔走四方筹措资金,却仍不免手头局促;差一点的,家徒四壁,除了一条命,再无其他有价值的物品可抵债;再一则,债务人故意拖欠,态度稍好的虽守家在地,却对催债者避而不见,稍差的已遁于人间、消失在天涯海角。想必,作为债权人,关注点在于钱,而非债务人的命。但个中情形,早已脱离了他们的掌控,而沦入职业讨债人之手。名字有“职业”二字,但其所作所为,大抵和泼皮无赖脱不了干系,往往给这个职业抹了黑。

话说,工农中建四大行网点遍布全国,好端端的,为何有人非自找没趣,去借高利贷呢?话说得容易,殊不知,虽然广告做得漂亮,但从银行借贷普遍比较困难,尤其是用于扩建、投资,没有背景、没有关系、没有返点、没有抵押,红嘴白牙,谁敢凭空把钱借给你。在这方面,运营高利贷的地下银行就比较有优势了。这是一种基于熟人社会建立的金融组织,知根知底地把钱借给你,也会千方百计、连本带利要回来。利润比较大、风险比较高,利率,也相应地远超银行同期水平。

再看那些借了高利贷的人。正常还款的,不消说,上不了新闻;而那些还不了钱的,最好的结果是落荒而逃、避走他乡,债主什么也捞不着。而不忍抛家舍业玩儿消失的,就有苦头吃喽,聊城辱母杀人案就算一例。而早在2011年、2012、2013年,国内接连上演了内蒙古包头金利斌自焚、鄂尔多斯高利贷崩盘、山西柳林高利贷崩盘等几个影响甚大的事件。所以,此时再看山东聊城这个案子,若只着眼于高利贷一事,就会发现,这不过是众多债务人日常生活的缩影罢了。不同的是,于欢一家似乎没有常见的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蛮横态度,而是想了不少办法、还了不少钱。

事已至此,天怒人怨,民意裹挟着媒体,免不了又是一番口诛笔伐,大家也免不了恨得牙根儿痒痒。职业讨债人因为不法之徒的恶行而背负骂名,高利贷行业也跟着遭了殃。这以后,还不得夹起尾巴、低调做人?惟望大家合理合法,甚至低声下气的要债,避过这阵风头。而那些本就不想还债的人,也不免因此高调起来,或许还不会以欠债不还为耻,反而以之为荣。这以后,想必民间借贷市场会因此备受打击。愿意借钱的人少了,利率就难免更高了,还不起的人也可能更多了,那讨债的手段也不免更加极端。

怎么办?是否能放合法讨债人、民间借贷者一条生路?我们来探讨一下。

首先,政府不妨适当放松对官方利率的保护,原来超出四倍的不予保护,如果放宽至五倍呢?可不可能刺激更多民间资本合法流通?可不可能减少此类恶性事件的发生?其次,别把枪口只对准债权人,也别轻饶债务人们,该管还是得管,那些欠债不还的老赖,还是得一查到底。再者,以暴力、软暴力方式催收的讨债人,也该严管,不能给地头蛇们交完保护费就真给保护起来了。最终,我们或许有幸建立理想中的信用社会,大多数人都能做到各行其道、凭良心办事。如此一来,让人乍舌的辱母杀人案或许不再复发,我中华上国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复兴梦或许又近了一步。惟愿政通人和,我等不再妄议讨债是与非。

创业因何污名化

自某高层接连发表鼓励创业的言论、造访所谓的创业根据地以来,创业变成了一件重要程度不亚于当年建设和谐社会的、举国上下全体动员的大好事。

当然,这怎么能不成其为一件好事呢?就解决就业压力、经济下行压力而言,创业有其独特价值。如今的创业者,恰如当年的先富人群,可能带动一大群人就业、致富;而就创业本身而言,其惯有的乐观、激情,也容易使社会对经济状况产生积极的预期。不巧的是,偏有“一小撮”人不信邪,如我。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滚滚浪潮中,竟如顽石般岿然不动。为何?

原因不外有三:

其一,每有社会运动,事后总会在汹涌的水面下发现一只此前不曾看见的手。它的目的何在?外人不得而知。

其二,创业不是万能钥匙,基于互联网的创业也并非万精油,可以解决那么多困扰普通人已久的问题。

其三,创业并非一个新现象,当下一窝蜂式的报道也谈不上理性。如果将以讹传讹当做社会现象,你所看到的也许是泡沫,而非真正的繁荣。

前几日,也曾有幸造访中关村创业大街,昔日的盗版光盘集散地如今已焕然一新。相比于两侧橱窗的琳琅满目,几个朴素的小馆子倒分外惹眼。我忍不住推测,这条街上,真正的创业明星可能还不是那些终日奔走于各大会场、苦觅伯乐的青年才俊,而是这些馆子的老板们。相比于创业家们的意气风发,这些老板除了在店里招呼客人,并不善于抛头露面,可谓低调至极。终日在饭桌前谈论融资、渠道、营销的创业家们,绝想不到身后站了这么一位甘心隐于市的实干家。

创业家们终将散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因激情难再而归于平静,或因资金匮乏而黯然离场;少数有幸平步青云者,也断不会放弃利用这段经历的机会,常向不甚熟识的朋友、媒体记者推销,甚至不惜夸大其词,将“辛酸史”包装为“血泪史”,将“扶植史”篡改为“奋斗史”,个中意味,你我常人自难体会。

创业并不神秘。若论创业,何人今生未创业?人生何时不创业?每一次归来、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创业的储备和开始。而谁曾一次次地、自豪地宣布——我创业了?若本就如此平常,为何至今天这般地步,创业精神被奉为圭臬,创业家们,尤其是连续创业家们,被奉若神明。

我想象不到在此过程中有多少尊严被践踏,我也想象不到此间洒下多少汗水和泪水,漫天而来的创业家和创业精神,不免让人慌了神。时至今日,嘴里不捎带几个事关创业的词儿,人似乎就会落伍;没写过高大上的商业计划书,就如不会使用平常的Office系列软件般惹人侧目;没进过创业咖啡馆,像没去过星巴克般罕见。曾几何时,创业还是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而今,却是一团无人敢理的乱麻。若有如我一般斗胆对创业出言不逊者,无不被视为离经叛道之徒,似乎不治一个大不敬之罪就有违天道。

诸君莫忘创业的本质是什么。创业是为了展翅翱翔,而不是为了借着风口飞起来,会飞的猪终究还是猪;创业是脚踏实地,为自身、家人、员工,乃至社会,谋求福祉,而非一味参加商业演出;创业是为了打拼出一片天地,而不是用口水喷出一片天地,台下听者少有傻且天真之人。

希望虽殷切,事实却无情。如今的创业浪潮,已如瘟疫般涌来。而此时的世界,再无《圣经》中所载的上帝,以一己之力将其驱散。接下来的日子里,常人不妨手执浴巾立于创业红海之岸,保全一众裸泳者之颜面。

是什么让口罩从“多此一举”走向“居家必备”

回想三年前,雾霾是什么,一时尚无人能解。当然,也没多少人关注是否雾中有霾、霾里掺雾。当时的大众普遍以为,所谓的霾,不就是雾的浓度加强版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与如今的避之唯恐不及大为不同。而事实证明,真理一直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现在的我们,回看多年前的那些人:那些宁愿被请去喝茶,也要公布空气质量指数(AQI:Air Quality Index)的人;那些肯在自家院子里架起仪器,不惜惹怒友邦的人;那些但凡AQI破百,都要戴着口罩上街的人;那些以雾霾为题材,屡以防毒面具调侃的人……

请问,在当时看来有点儿小题大做的他们,在今天,在这个北京市政部门屈尊发布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的时间点,是不是显得再正常不过?只是,现在的我们,不太愿意或者不太可能回忆当初对他们的冷眼旁观或冷嘲热讽。

此前,是谁穿行在AQI超过500的空气里而不知口罩为何物;此后,又是谁恨不得在办公室都蒙上口鼻。

此前,是谁以为曝光空气污染是鸡蛋里挑骨头;此后,又是谁觉得停工、停课还不够,唯全城限行方为上策。

此前,是谁多方抗议,试图扼住美帝的喉咙;此后,又是谁低下高傲的头颅,半个月里时间连续拉响橙、红警报。

无疑,人和由人构成的组织都是健忘的,这种健忘在让改变来得更为凶猛的同时,也让惶恐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如今,空气净化器成为板蓝根般的神级存在,雾霾早已涌出北京,成为全国人民共同分享的“食粮”。昨日,远在老家的父亲于电话里关照我,北京空气不好,记得戴上口罩。而眼光一向放之于政经大事的BBC、华尔街日报等媒体,也开始广泛报道这两通警报。我忽然意识到,眼下的雾霾,早已不是当年的家丑,而晋升为新时代的国耻。

我不敢想象的是,如果没有一次次地频繁爆表,令诸多媒体一篇篇地刊发豆腐块般的简讯,顺带激发出段子手们的戏谑之词,会有现在这两通煞有介事的警报吗?如果从多年前至今,没有人对雾霾发一言、践一行,会有今天有关部门如此晓礼义、知廉耻吗?如果没有普罗大众自觉戴口罩,多管闲事般地相互提醒,在受到严格管控的网络环境里口口相传,会有如今的停工、限行吗?

而今的我们,恐怕已深深地感觉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如果不是我们自己的胡作非为和无所作为,中国的空气不会是今天这副鬼样子;如果不是我们自己的坚持和呐喊,不会有而今停工、限行这等“优待”;如果不是我们自己拼命坚持、活得够长久,也看不到今天这般奇异景象。

因此,是什么让口罩从“多此一举”走向“居家必备”,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让这个本不常用的物件变得不得不常用;也是我们自己,唤醒沉睡的躯体,让它无需忍受雾霾的侵扰,而在方寸间求得自在。这是一个自我毁灭和自我救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死去和觉醒相伴而生,幸运的人及时掩住口鼻,而不幸的人,已无法再度呼吸。弥留之际,若有幸扪心自问何以至此,或许还能求得解脱,生命或许还残存些许意义。

我对佛的认识

初识佛,尚且年幼,只知它是“仿佛”的佛。而依彼时教习,佛不过是另一种神。想来,这到很符合“神佛“这一提法。真正知道佛,却是因为杜牧一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寺,自然和佛、和僧人脱不了干系。于是,佛渐渐走进我的视野。

上中学那些年,竟从杂七杂八的小说里习得不少“佛事”——他系出名门、抛妻弃子,于菩提树下顿悟,等等。然而,在我心中,他的影子还很模糊,虽贵为释迦族的圣人,但在空间上距我有十万八千里之遥,在时间上更有数千年的跨越。那时,佛在我脑海里的份量远不及达摩老祖。后者面壁九年、弘扬禅宗法门,开创嵩山少林一派,该是何等的威风;若得其面授机宜,该是何等的荣幸。

上大学后,佛不过是英语课本里的Buddha、韩剧里的《色即是空》、遁入空门的“林妹妹”。同学们热衷耶稣的更多些,遇事口称“my god”的更平常些。至于我,只嫌拾起的不够多,又怎会理解何谓放下。于是,佛成为我人生前二十载的背景音,它在那里,也可能一直在那里,我却看不到,也可能只是假装看不到。

此间的许多年里,我一直心存疑问。而此后多年,盘踞心头的困惑竟从未化解,反而愈加“阴云密布”。

其一,佛对学术而言,究竟是提倡淡然处之的宗教,还是倡导经世济民的哲学?

其二,佛对个人而言,究竟是自我标榜的异域文化,还是发现自我的修身养性?

其三,佛对社会而言,是毒药?解药?或是麻醉药?

如福柯所言,社会不过是一座座形态各异的监狱组成的大工厂,而我们只是其副产品。身为副产品的我一直担心,深受传统红色教育熏陶的我们,还有能力将佛置于道德的天平上公正审视吗?对此,我深表怀疑。因为,我对自己的判断力没信心,对这个道路、理论、制度样样自信的体制更缺乏相信的勇气。

也许,正是这疑虑,证明我不如人之处,证明自己看不开、放不下、滥于执着。换做旁人,大可甩下一句“世事如此”,拂袖而走;也可将“与其反抗,不如享受”视为人生信条,放手一搏;或者干脆放下武器、舍弃戒备、停止猜疑和对抗,跳入物流、走向混合。

只是,我以为,世事远非如此。你放别人一条生路之时,别人如何肯放过你。当你自以为建言献策之时,却被治个妄议朝政之罪。当你自感为国为民慷慨激愤之时,却遭扰乱社会秩序的大帽子莫名扣在头上。头撞铁幕的我们,书生意气、持笔讨伐,又何错之有?

因少数的“谬误”而阻隔多数精彩,因意欲隔离“不良信息”而阻断整个网络。我想,即便佛陀再世,也不免吃惊。无辜的鸡因围观的猴而死,这是我们标榜的文明吗?毁山石而警示苍生,身处every commanding corner的Big Brother,是要效仿上帝掀起滔天洪水吗?让所有人重返愚昧,从钳制舆论开始控制思想,从规范举止开始禁锢社会,这与半个世纪前民众信以为真的富强,民主,文明一致么?

细细想来,我虽与佛有缘,却怎奈放不下——为世间的不平而深感不平,为他人的荒唐而暗自发笑。如此,即便无法皈依,我也认了。

没人在乎真相

问你:“你在乎真相吗?”

若要你立刻回答,十有八九是“在乎”。若让你看过这篇文章后再答,极可能是“不在乎”。是呀,我们何曾在乎过真相,我们甚至也没考虑过裹挟其中的人的感受。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乐于妄谈客观、公正。

近期,两件关于可乐的事突然蹿红。一为可口可乐以个性包装卖萌,重获年轻消费者青睐之事;二为贵州赫章县可乐乡,“13岁女孩戴手铐游街”之事。前者可乐,后者可悲,而我偏要说说后者。

事情的原委如何,相信各位已无心关注。区区几个字——“13岁”、“女孩”、“手铐”、“游街”,就足以激起正义之士的口诛笔伐,也足以引爆积聚于民众内心对官员的熊熊怒火。

出于客观、公正的考虑,我简单回放一下此事:女孩自称“无意”中把水泼到了副乡长车上、身上;之后,双方起了争执,其父自称在“情急之下”打了副乡长一巴掌;当地民警到现场处置,将女孩铐走。

说实话,基层群体事件中出现“手铐”等物件已不稀奇。正如可乐乡乡长所言,给小女孩上手铐,是源于经验和惯性。基层执法部门这么干,不是一天两天、一回两回了,就像狗养成吃屎的习惯后再难有所改观一样,他们沾染了这一恶习,也极易一条道跑到黑,把民众所有的不满当做“暴力抗法”来对待,把所有的民众都当做“异见人士”来处理。

真相本已明朗,但可乐乡给媒体的一份“奏章”,却再度引发舆论哗然,激怒了渐趋平静的围观者。

这份《关于可乐乡开展“多彩贵州文明行动”农贸市场整治过程中暴力抗法情况汇报》里提到,“请公安机关(网监部门)严查乱发帖污蔑、侮辱乡政府、派出所及干部的情况,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从重追究责任。”

如此一来,即便有如我一般的冷眼旁观者,也不好说什么了。因为你说的即使是公道话,也可能涉嫌“发帖污蔑、侮辱”。届时,再将你“习惯性”地铐起来,或许就无人关注了。

被激起的愤慨之词迅速汇集。首先,游街之说疯传。但据各方证实,似乎只是铐走、带到派出所的一个过程,并未游街。其次,对当事官员的不信任和怀疑甚嚣尘上,有不毁之誓不罢休的劲头。

而真相呢?很简单,那位未成年少女的确泼了水。无论是否有意,这么搞突然“袭击”,在被泼的人看来,确有挑衅之意。而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当地民警在面对一位手无寸铁的女生时,未加证实,即“习惯性”地使用了手铐,有侵害公民权益之嫌,甚至有耀武扬威之意。

众声喧哗之下,我们不妨自问:为何会一拥而上地指责,而不问前因后果?地方执法部门为何会反应过激,口无遮拦,致使事态扩大化?我不禁担心,时下官民冲突已如剑拔弩张,相互间的不信任已积聚到爆发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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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起实名制砸了自己的脚

本计划接着和Helen聊旅游的话题,然昨日听说“昆明买口罩、打字复印都搞实名制”了,也开始“禁售”白色T恤了。于是,我二人心生玩兴,决定聊聊实名制,聊聊那些为实名制所累的人和事。

我:实名制可谓屡见不鲜,就我所见,不但网络,如微博可以实名制,手机可以实名制,北京在特殊时期购买菜刀也要搞实名制。实名制已成无所不能的万金油,有关部门遇到什么问题,会首先想起实名制来。Helen你也是行万里路的人,为我们介绍一下其他国家的情况。

H:你把我抬太高了,其实我也是个“老土”,对国外的了解并没到事事精通的程度。当然,对国内也是如此,一切恰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实事求是地讲,在英国买刀也要成年人出示证件。但我并未遇到买口罩、复印东西需要登记的情况。对了,你还记的那部电影么,男猪脚突然发现自己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了,他所有的信息都没有了。

我:你说的这部电影很像连姆·尼森主演的《不明身份》,英文原名:Unknown。如果说是女主角的话,还像《网络惊魂2.0》,英文原名:The Net 2.0。

H:其实我说的是艾伦·艾克哈特主演的《叛谍追击》,英文原名:The Expatriate。男猪脚为影子公司工作,而后失去身份的故事。

我:想起来了,记得看后我还感慨帝国主义人口流动控制乏术呢,要是发生在中国,居委会大妈就把这个难题给破了。

H:的确,国外没有这么热心的大妈随侍周遭。就我的感觉而言,他们的身份随身携带,且并不是一张ID卡那么简单,而是被归纳到一个信用体系里。还记的有故事讲到,一美国男子因违反交通规则,导致其女入学遭遇难题。若是国内的房姐,兴许换个户口就解决问题了。

我:那国内外的实名制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

H:国外的大多是为规范公民行为,解决信誉一类的问题,本质上官民还是相互信任的。而像昆明此番施行的实名制,更像是堵截、防范,是出于一种“防民之口”的危机感。

我:就我感觉而言,国内的实名制几乎没有建设性的作用,该乱还是乱。如网络实名制,轰轰烈烈施行了这么多年,却也阻止不了对在卢克索神庙刻划“到此一游”的丁锦昊小朋友的人肉搜索。相反,新浪微博还把这事推到风口浪尖。另外,手机实名制当年也搞得风生水起,但事到如今,可以说是形同虚设。这不就是典型的劳民伤财吗?

H:偏激点儿看,当下的实名制既管住了一部分听话的人,也放纵了一批该承担责任的人。管住的是那些既胆小,又想以身试“法”的人,而放纵的是那些负有教养之责、防范之责的人。制定政策的人缺乏实际经验,而实施它的人却又不管不顾,只想着践行上命,结果只能是一团糟。

我俩的对话到此结束,若你对实名制有看法、有想法,欢迎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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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肥了才宰

这些天,打车应用和第三方挂号平台如丧考妣般哭喊。没错,他们是该喊。因为,在深圳、北京,他们分别遭遇了灭顶之灾。虽然只是局部地区发生的个案,但若有首开先河者,必然有跟进者。别看我们不是一个实行判例法的国度,却有着因循守旧的光荣传统。面对打车和挂号应用们的崛起和风行,有关部门打压之、利用之的心思也不免再度萌动。

据深圳交委会的说法,叫停打车应用,是因为市面上的手机软件存在安全隐患、不规范等诸多问题,因此主管部门依法进行了监管。是不是叫停就没事了?当然不是,交委会的下文是——随着年内全市统一的手机打车软件接入标准的出台,如果届时有软件开发公司愿意根据标准进行修改,则将可以继续在出租车上使用。看到了吧?叫停不是目的,招安才是。

而从表面来看,北京卫生局显然没那么多心眼儿,其新闻发言人的话也说得很直接。他认为,淘宝网的预约挂号是假服务,以一个链接给网民挂号多设了一道坎,网民要在填写真实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以后才能进入北京市统一预约挂号平台,这一多余程序不仅增加了手续,还增大了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因为对淘宝和支付宝等发自内心的不信任,我倒愿意相信发言人的话。

撇过挂号平台,单看打车应用。有关部门从刚开始的态度暧昧到现在的痛下杀手,很像在养羊。羊没肥时一般不会开宰,而一旦长起点儿分量,就迫不及待地分而食之。那招安之举,多少让我想到一群羊不得不依附一头看起来还算温和的牧羊犬的场景,可有谁知道这只狗会不会突然反咬一口呢?

之所以出现这种形似出尔反尔的问题,原因得分别从有关部门和开发者、投资者身上找。

我以为,有关部门打心眼儿里把自己当官老爷看,而毫无服务意识也导致他们对任何事都有收放无度之嫌,导致凡事无规矩可言,自然也难成方圆。而缺乏“禁止标识”的社会,几乎等同于处处有雷区。于是,眼看着开发者、投资者们如无头苍蝇般四处乱撞,却苦无解决之道。

从开发者、投资者这一角度来看,缺乏危机意识,没有长远眼光是关键原因。想想看,出租车、医疗事业,何时不是官办和半官办机构,想从他们身上薅羊毛,得有点技巧和胆量。可惜,打车和挂号应用们的手法都不够娴熟,导致痒痒也没来得及挠,就把官儿给惹毛了。

何谓缺乏长远眼光?即使这是一个有关部门明令倡导的行业,开发者和投资者也不应一拥而上。想想现在濒死的太阳能产业就会明了。雨后春笋看起来虽有百花齐放的振奋,实际上却造成了资源浪费。投入的精力、金钱,只因有关部门的一句话,就得白白扔在那儿,开发者和投资者难道不该反思一下?

因为这两条禁令,有关部门又被骂得狗血喷头。我们在尽情泄愤之余,不免要想,该如何避免这一问题?我认为,有关部门有必要明确边界,把什么能做什么不能说清楚。而后,坚定不移地执行,不为钱、权所动,以避与民争利之嫌。开发者、投资者也要谨慎,尽量避开红顶子的锋芒,再难也别给官老爷添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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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架“生意”

就算思想偏激如我,也不会执着地将绑架认为是正义之举,更不会将其当作买卖来作。如果你觉得世人都该这么想,那就错了,你可能正如领袖所形容的“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因为,我们的邻居,曾经的小弟——朝鲜,一直在这么干。不信?来听我细说。

对于朝鲜军人挟持中国渔船之事,旁观者纽约时报中文网曾作如下总结: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扣船事件发生在5月5日,船上载有16名船员,朝鲜当局要求60万元人民币的赎金(约合9.8万美元)来放人和放船,表面的理由是该船在朝鲜宣示主权的海域进行了捕捞活动。

我得承认,60万比起索马里海盗的来,嘴张得还不够大。但朝鲜好歹也是我中华上邦之友好邻邦,平日备受关照,怎能做出此等逆反之事?不过,中国渔民的遭遇并非特例,享受过朝鲜特色绑架的国家并非独此一家。日本、泰国、罗马尼亚、澳门、黎巴嫩,屡屡遭袭。

其中,日本是主要“受害者”。前前后后十多桩几近确凿的绑架案,却始终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决。因为该类事件影响太大,不仅联合国有谴责性的决议,朝日双方举行过多轮磋商,就连维基百科都有专门的“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条目。其他如纪录片、歌曲、电视剧也一应俱全,分别叫:《绑架:横田惠的故事》(Abduction: The Megumi Yokota Story)、《SONG FOR MEGUMI》和《再会~横田惠的愿望~》(「再会」~横田めぐみさんの願い~)。

如果说中国渔民的遭遇是朝鲜不良军人挑起的偶发事件,那系统性地绑架各国居民,显然是别有所图。

绑架渔民,摒除为朝方有关部门创收的嫌疑,最有可能的是满足一小撮腐败分子的私欲,借公权挟持渔民以自肥。从他国绑架平民,应有深层次的政治考量,像刺探情报、打入敌后等,均属此列。据维基百科所载,“2002年9月,金正日在日朝两国首脑平壤会晤时亲口承认,在上世纪70年代,朝鲜曾在日本沿海地区绑架过多名日本人,这些人专门用来教授朝鲜特工日语及日本日常生活习惯。”。

既然小弟都把绑架系统化地做成了生意,作为老大哥的中国该怎么办?虽然我不喜以爱国者自居,但还是愿意出上中下三策。

上策,对流氓最好的手段是斩草除根。中方理应要求亲自审判罪犯,就像对糯康一伙般强硬。要不然,这一回的镇不住场子,就是为下一回的“兴兵来犯”埋下伏笔,未来难免因此付出代价。

中策,人、船虽都回来了,但事不算完。我们得采取额外的保障措施,和韩国联手如何?与日本谈谈怎样?找到盟友,而后待其再伸手,合力围剿,争取抓个现行,令朝方高层哑口无言。

下策,既然人没事儿,船也得以保全,这事就屁也不放地过去了。若再发生,有关部门只需恪守不和恐怖分子谈判的底线蜗居壳内即可。千万别因几块想拿回扣的“坏肉”,毁了国家形象这一锅好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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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救“原始人”

看《疯狂原始人》(英文名:The Croods)源于一次意外。本来和Helen商量好去看《遗落战境》(英文名:Oblivion)的,还为此团购了电影票。因为自在地铁站的大屏幕上看到阿汤哥和摩根·弗里曼两张老脸后,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票房的号召力,进而一心想看此片。

然而,当我们冒着突降京城的风沙赶到影院时,才发现国语配音版的《遗落战境》在两小时之后开演,英文版则要等四个小时。怎么办?无奈之下,只好选了《疯狂原始人》。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看才知,这群“原始人”确有过人之处,远非现代人能及。

这个混搭的标题《解救“原始人”》,根子是两部电影——《被解救的姜戈》和《疯狂原始人》。被誉为鬼才的昆汀·塔伦蒂诺因《被解救的姜戈》再度引发争议,毫无意外,此片在中国的票房收入还没到3万元即因“技术原因”被禁。姜戈被困,倒让“原始人”得以逃出生天。在我看来,《疯狂原始人》所隐晦表达的抗争和追求,比姜戈刀下的血肉横飞更该让有关部门恐惧。

因为“原始人”在精神上的大尺度,我倾向于将其通过审查一事认定为一个“奇迹”。这似乎给我们提供了除“委曲求全”和“激烈抗争”之外的第三条路,那就是消极中蕴含乐观的“隐晦表达”。《疯狂原始人》中出现了一些令人无法回避的台词和场景,让我觉得话里有话。

台词一:小女孩向父亲抱怨,穴居的生存状态,不能叫活着,充其量是还未死去。台词二:父亲常告诫孩子们的一句话是——永远不要不害怕。细想之下,这两句台词不是正好映射现实吗?自闭、安乐的生活,还是生活吗?令子民时刻敬畏的国家还是国家吗?或者只是一台精密仪器。

场景一:父亲对火的畏惧,对黑暗的屈就;对比孩子对火的欣喜,和对黑暗的厌恶。场景二:夜幕降临,群鸟蜂拥而起,刹那间分食了一头巨型动物。反复播放这几个画面,你就能感受到那种追逐自由、光明的冲动,和一群形似乌合之众的暴民形成的攻击力。

不过,我过度解读的老毛病又犯了。实际上,这部《疯狂原始人》本无深意,它起到的作用不过是任人猜测,供你臆想出种种妙喻,而碰巧我是一个乐于自我催眠的家伙。于是,除形似暗喻的反抗、追求外,我还从片中发现了表征善意的转变和坚持。我以为,这恰是对有关部门的殷切期望。

转变一:父亲对火的态度,从恐惧到喜爱。转变二:父亲的行事方式,从打打杀杀到深谋远虑。坚持:父亲始终抱有“宁愿牺牲,也要对家人负起责任”的态度。两个转变象征着希望,而坚持更像是期待。假如有关部门能像那位穴居人父亲一样肯改变,肯坚持,我们还会如此杞人忧天般地担心、害怕吗?

我的盲目乐观在于,“原始人”的过审传递了某种信号;而现实却令我悲从中来,因体制未变,管制依旧。人总需在绝望时假装看到希望,而聊以自慰。而审查却从语不惊人死不休,到语若惊人死不休,总令人心惊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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