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最坏的时代

举凡文人墨客,无不慨叹自己所处的时代如何之糟糕。英国大胡子狄更斯在小说里写下这样一句“It was the best of times,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被奉为经典。

身为文人,除却那些不明真相者,几乎没有不喜欢宋代的。据说,宋代知识分子的待遇最高,官员的俸禄最多,刑罚也最为宽松。因此,数百年的统治,造就一个惯于歌舞升平的时代。宋,也成为历史上为数甚少的几个不愿意打仗、扩张的朝代。为了两厢无事,宋朝的帝王甚至愿意岁岁进贡。如此安定和谐的大好局面,能不是最好的时代吗?

即便如此,还是有人不满意。近来捧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一书,就发现了“罪证”。此书虽其以英文写就,但译者张振玉的文字功底,还是让我得以一窥林语堂的优雅和从容(也让我开始期待读他翻译的林语堂的另一力作——《京华烟云》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儒雅的民国文人,对宋朝也“言出不逊”——而且还是对尚处强盛时期的北宋。

林语堂对宋朝的不满,多半是出于对苏东坡的政敌——王安石(没错,就是那个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传世的王安石)的厌恶。与我在历史书和语文课本上读到的王安石不同,林语堂笔下的他,过于刚愎自用,下手也过于狠毒。其一系列改革措施所引发的社会动荡,令人扼腕叹息。当初课本上那位忧国忧民的诗人,竟是个执迷不悟的激进分子?我还真有点接受不了。但是,我愿相信林氏,而非毫无骨气可言的教科书。

王安石肇始的朋党之争,其同党力促的乌台诗案,不仅让苏东坡的生活变得颠沛流离,也让曾钟鸣鼎食的大宋变得揭不开锅。据《苏东坡传》描述,乌台诗案之惨烈程度虽比不上清初的明史案,但影响更坏。对文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无中生有的文字狱更可怕的呢?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事,难保不落到谁头上。惶惶而不可终日的时代,难道还算不上最坏的时代吗?

负责任地讲,宋之前、以后的每个朝代,都能找出其为最好和最坏的理由。但是,没有一个比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更典型、更能引发共鸣的了。而当下,又是如何之好,怎样一个坏呢?

人称资深五毛的司马南曾有一幅字,末尾写有“近平元年”四字。被众人视为舔菊之代表作,一时无出其右者。这反映出一部分文人的心态——他们迫不及待地表态,以为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到来了。令卑微小民有机会站在风口浪尖,这样的时代,确也称得上是最好了。

但最坏往往就藏在这枚硬币的反面。穷而乍富之人,往往呈腆胸憋肚状,这就像乍穿新鞋高抬脚一样容易理解。站在山顶的他们,相比于名公巨卿,放肆起来往往更难控制。其气急败坏、不计后果之相,令人闻之丧胆。而时下,说了算的正是这样一群自称“无产”之人。皇帝命不是生出来,可若凭暗斗来决定谁做头把金交椅,那国无宁日可以说是指日可待。若将打得头破血流的力气用在改善空气质量、控制禽流感传播上,可以说是善莫大焉。这枚硬币,或许还有翻向好的一面的可能。然而,打得久了,等的人难免心灰意冷,弃之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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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

只是爱着这里,只是喜欢写下这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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